古今人物逍遥游-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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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2)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情,留学早稻田大学戏剧科,名剧作家)读书。欧阳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平生最敬佩王夫之和唐诗人李贺。嗣同对这位老师极甚尊敬,受其影响,对李贺也特别喜爱。欧阳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唐才常下文从详),师徒三人,至为相得。
嗣同受教于欧阳中鹄是在北京,因他父亲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才在北京出生。而欧阳中鹄当时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谭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好任侠,就在他受业于欧阳中鹄门下的时候,他结交了北京的侠客,一人是通称“大刀王五”的王正谊,另一人是通称“通臂猿胡七”的胡致廷,这二人便是他的游伴。
王正谊是回民,从小爱看《水浒》,痛恨贪官污吏和为非作恶的地方恶霸,就干起窃富济贫的“义贼”行业。后洗手不干偷窃勾当,充当“镖客”。王正谊在江湖中颇有名气,子弟遍全国,形成一种秘密结社的地下组织。他又常在北京的湖南浏阳的同乡会馆走动,胡致廷也常来结游。嗣同在少年时代,结识这两位江湖中人,从王正谊学会耍单刀,从胡致廷学会太极拳和双刀术。
光绪四年(1878),谭嗣同十四岁,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1883)谭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翌年,嗣同二十岁,便往新疆去当巡抚刘锦棠的幕僚。锦棠是湘军名将刘松山之甥,而刘松山是由曾国藩推荐给远征新疆的左宗棠的一员名将。刘锦棠又兼钦差大臣,因要增加幕僚,便念起同乡之子谭嗣同来。
这一年,中法战事起,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巴德诺尔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法战争,本来是清廷打胜仗,却签订了投降条约。消息传来,谭嗣同气愤填胸,写出四千字的《治言》。要了解谭嗣同的政治主张,这篇《治言》是最好的参考。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谭嗣同以任职幕僚为契端,开始他的浪迹生涯。十年之间,走游江湖,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因有他父亲的高官厚禄做后盾,结游江湖侠士,散财良多。尤其又有至交王正谊的地下组织做搭线,走游了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和台湾。据他自己说:“旅程合计八万余里,排成长线,堪抵环绕地球一周”(《三十自纪》)。
何以也到过台湾?原来,谭嗣同二十五岁时,和比他长九岁的二哥谭嗣襄同伴到京赴考,两人同时落榜。嗣襄失意之余,便只身赴台,走投靠远房亲戚唐景崧,时唐任台湾道员。经唐向台湾巡抚刘铭传说项,给他一个办理盐税的职务。大概是他的二哥在台期间,嗣同跑到台湾找过他。
谭嗣同手迹
嗣同到过台湾是由梁启超说出的。可是据嗣同的自述《三十自纪》上说,他和嗣襄是在汉口分手,而嗣襄到台的同一年,便因病死在台湾,接得噩耗,使他一恸晕厥。这样说,如果嗣同到过台湾,也只有和他二哥同程去的。既然在汉口分手,又无此可能。
这一年,也就是嗣同落榜回来,他父亲谭继洵从甘肃布政使调升湖北巡抚,他就随同到武昌任地。当时湖广总督是张之洞,他是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大家,当代不少名流学者都集中在他身边,金石学家缪荃荪、数学家徐建寅、军事学家姚锡光、地理学家钱恂、历史学家杨守敬和西洋学家辜鸿铭,济济多士,名冠一时。谭嗣同在武昌的期间,和这些一时之选的学者作游,互相切磨,对他的学问形成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二年(1896),嗣同三十二岁。北上结识了梁启超,日夕过从,很谈得来。先一年,他已闻康有为之名,并辗转得到过康有为给他的信函和《长兴学纪》,至此又经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大加佩服,愿为康的“私淑弟子”。那时,北京的强学会被封闭,他很惋惜,便主张争取汉口英国领事的支持,组织湖南强学会分会。同年七月起,嗣同在南京候补知府,空闲时间很多,他集中精神用功钻研中西学问,写成哲学著作《仁学》。
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3)
冲决重重网罗的《仁学》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虽不是很成熟的理论见解,但嗣同秉赋特厚,立志又高,在常人非面壁十年才能写成的哲学理论,在他却是得自灵机一动之间。写《仁学》的目的,据他自叙: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报,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当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书影就是说,要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具有粗朴的民主精神思想。
可是,嗣同虽反对封建理论,却不敢同孔教真正决裂;他咒骂君主专制,却为拥护光绪帝变法卖力。他虽慷慨激昂,仍然逃不出被织成蛛网一样的封建势力的束缚。
这本《仁学》的哲学书,实际上是儒家、墨子、老庄、佛学和西学的糅合,渲染得更多的却是先验论和神秘主义。嗣同拿“以太”一词作为他的哲学术语,说万物都有知觉,都有灵魂。他既然把“以太”认为是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物质而精神的混合物,这就抹杀了物质和精神的界线。这种神秘哲学,很容易把人引入迷宫。
另一方面,嗣同强调“五伦”中,朋友之伦,要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来得重要,因为从“平等”、“自由”和“节宜惟意”来说,惟朋友之间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他说宇宙原理的“以太”亦即“朋友之道”,“仁”亦即“任侠之道”。他呼吁应该把“朋友之道”组织起来,他就把它定名为“学会”,就像基督教会一样。
用现代话来给它诠释,嗣同的朋友之道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他的仁,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爱”;他的学会,也就是今日所谓“党组织”。谭嗣同多少已经按摸到时代的命脉。
翌年,1897年,亦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惟一倾向变法的封疆大吏。这一年,调任湖南按察使(省的刑法官)的黄遵宪和学政(省的文教官)江标的后任徐仁铸,都赞同变法。陈巡抚就邀请嗣同回湖南,办理学堂、学会和报刊,梁启超也应约同来。十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分教习,另有“西学”总教习,蔡锷就是这时候收进来的学生。
梁启超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设经学、子学、史学、西学等课程,是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过渡形式,也是作为科举、八股的对立物产生的。当时,湖南就发生了新旧的冲突,守旧派的领袖岳麓书院山长(院长)王先谦,和别号“叶麻子”的叶德辉,就起来攻击新派。说梁启超宣传不要父母、不要君上的邪教,要把他驱逐出境。
顽吏阻挠,皇帝召见
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策划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2月,“南学会”成立。南学会是康有为在北京所创强学会的继续和发展,规定由地方有威信的士绅十人担任会长,再由这十人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朋友的介绍,每州每县招收会员三到十人。总会设在长沙,各府厅州县设分会。讲论是会中的主要活动,每月四次,由黄遵宪等主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内容。听讲的人空前踊跃,凭单听讲,往往“人尚未来而坐已满矣”。
这种情况,反映了湖南人追求新思想的愿望,很想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又发生了新旧的冲突,王先谦曾先起来攻击南学会是宣传“邪说”,散布“淫词”,宣布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的罪状,是“背叛圣教”、“惑世诬民”。把樊锥和皮锡瑞逼离湖南。
报刊方面,先是学政江标已在长沙创刊《湘学报》,正式名称叫做《湘学新报》。此报的宗旨“不谈朝政,不议官常”,专门讲究实学。但基本态度上赞成康有为的说法,是昭然可见的。同年三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创办《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刊载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论文,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认为只要“利之所在,听民自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就可以使旧法逐渐解体,新法逐渐推行。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湘报》所载的文字有“煽动人心,犯上作乱”之嫌,写信给巡抚陈宝箴,要求加以约束,可见洋务派仍然不放过这种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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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4)
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的6月11日,光绪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8月29日光绪帝又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来京晋见。嗣同因生病,延至9月才赶到北京,光绪帝召见他,叫他凡认为应变的事,随时条陈。
9月5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当时被称为“军机四卿”。四个人中,刘光第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的,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只有谭嗣同是自己走出来的维新变法的积极人物。
觉悟一死的侠士气节
谭嗣同应召赴京前,和他爱妻分别时,曾作一首《留别内子》的诗,诗后缀以数语,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后来真成语谶。
诗曰: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跋曰: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
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惟必温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十九岁结婚,谭嗣同像
今年三十四岁,正好十五年,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他的庶母而言。从诗中可以看出夫妇恩爱之情。烈士多有一对恩爱夫妻,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令人读之悲从中来,谭嗣同的《留别内子》诗亦复同然。
侠士的气节,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位戊戌政变的侠士,壮烈牺牲的过程可分一先一后。后者已在前头述出,也就是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嗣同不听,再四强之,反说出“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语。卒不去,故及于难。
先者,则是九月十八日夜间,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袁的寓所)。他把维新变法的惟一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对袁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梁启超《谭嗣同传》)
袁世凯在9月20日见过光绪帝后,当天晚上,即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