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解剖室:心尘-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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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唤醒”的严浩听到了耳边如潮水般涌动的声音。他的身体在迅速地下坠。
　　过了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已经处于一片深深的水底，没有光，没有其它声音。他只是觉得这一片水域并无多大，他的手指能触摸到两边坚硬如水泥般的阻碍——他有些害怕，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何地——当他把手再向上摸索时，能触及到的还是坚硬如水泥般的阻碍。
　　这是一个水池——严浩隐约地判断出来。他想叫“救命”，但四周充斥的水迅速灌进了他的嘴里——又苦又涩的味道！
　　然后，他的知觉经历了短暂的“空白”。潜意识再次被“唤醒”时，他已经站立起来，所处的地点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多么熟悉的走廊——四周空旷无人，只有他的脚步所发出的回声——他看到走廊的尽头有人站在那里，他欣喜地奔过去，他太恐惧了一人呆在这里——他看清楚了那人——就是自己呵！是另一个严浩站在那里吗？——他看见了对面的自己露出了微笑。
　　他走近了那个人。那个“自己”。有一瞬间，他感觉二人合而为一。
　　最后，他看见了夏老师，看见了沈子寒，看见了廖广志，看见了周一峰。
　　他从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了。
　　“很顺利。”他听到了周一峰发出的喃喃自语的声音。
　　周一峰拍拍他的肩膀说：“走吧，到外面休息一下。”
　　外面的阳光是明媚的，严浩看起来精神还有些恍惚，像大梦初醒一般。
　　那个杨老师已经准备好了纸和笔，周一峰搬了张椅子坐在了严浩对面。
　　“现在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严浩抬起头看了周一峰一眼。眼神陌生而慌乱。
　　“我……很多，很多……”严浩说的很慢，不像在回答问题，倒像在呓语。
　　周一峰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他。
　　“我好像在一个水池，我呆在水底。”
　　“水池？哪里的水池？”
　　“不知道，是一个密封的水池，很黑暗，我很害怕。”
　　“噢，你小时候有被水淹过的经历吗，比如游泳溺水？”
　　严浩摇摇头。突然他问：“周教授，人在催眠状态时感觉到的‘我’，是真正的‘我’吗？”
　　周一峰想了想说：“可以这么讲吧！那是你潜意识的我，也是真正的我。”
　　“但是，我还看到了另一个我。我不知道我是谁，他又是谁？最后，我们融合到了一起。”严浩慢慢地说。
　　坐在他们旁边的沈子寒和廖广志一直没吭气，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严浩与周一峰的对话是令他们费解的。
　　“然后呢？”周一峰问。
　　“然后，我就醒了。时间好像并不长，只是从水池，到一条长长的走廊，再到看见另一个我。给我的感觉只有几分钟。”
　　“但是，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二十分了嘿，你在里面呆了一个半小时差不多。”沈子寒插话说。
　　“是哪里的走廊？能想起来吗？”周一峰紧盯着严浩的眼睛问
　　严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解剖教室。”
　　“啊？”沈子寒与廖广志同时发出一声惊叫。
　　连周一峰都对这个答案大为惊愕，他猛地把身子靠在了椅背上，脸上现出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
　　“你想想，你说的那个水池，是不是很小？是不是像一个尸池？”
　　　。。

心尘　十七（3）
严浩点点头。他虽然没有见过尸池，但凭着直觉——他感觉没错。
　　周一峰还是用三个指头转动着手中的钢笔。然后他说：“很奇怪，我得仔细想想，仔细想想。”几乎和上次一样，他又摆摆手说：“你们，先走吧。”
　　严浩没说什么，第一个从沙发上站起来，低垂着脑袋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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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尘　十八（1）
蒋伯宇失踪了！
　　而比这个消息更糟的是——胡天军从球场直接被送到了附属医院急诊室。一些皮外伤倒还不要紧，只是蒋伯宇的拳头竟把他打成了脾脏破裂。腹腔内大出血差点要了他的命。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已经脸色苍白，近乎休克！除此之外，鼻梁骨折也会让这小子两个月都得盖着纱布呼吸了。
　　很简单的一起球场风波就这样被重新定义成了一场恶性斗殴事件。而蒋伯宇也从路见不平的英雄变为了有可能沦为阶下囚的通辑犯。
　　他的失踪无疑有着回避责任和畏罪潜逃的嫌疑。学工处已经把申伟和段有智分别找去谈话了，让他们密切注意蒋伯宇的行踪，一旦发现要及时报告。学工处那个姓唐绰号叫“四眼”的秃头处长声色俱厉地对申伟说：“如果不是我们手下留情，没有报警，哼，过两天就是警察来抓他了。知不知道这是刑事案件？下这么重的手！手段何其残忍！何其残忍！”
　　申伟低着头，吭也不敢吭一声。看“四眼”那样子，好像打人的是他申伟一样。最后他和段有智都做出书面保证，只要一旦发现蒋伯宇回来，就将及时通知学校。
　　蒋伯宇是那天下午从学工处的办公室出来后就不见的。当时他在学工处留下了一份所谓的“事情经过”，然后被嘱咐回去写份检讨第二天交上去。
　　而申伟后来被###阳她们拉去复制录像带了。等他回来已经是晚上七点半，段有智说蒋伯宇还没回来呢。于是二人摸到学工处，想看看他是不是还在里面“过堂”，没想到办公室里面漆黑一片。段有智站在学工处门外喃喃地说：“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老蒋会不会想不开啊？”
　　他们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熄灯，蒋伯宇还是没有回来。这其间他们找遍了学校的操场、食堂还有教室，但蒋伯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晚上躺在床上时，申伟苦着脸对段有智说：“你他妈的乌鸦嘴真灵，老蒋真的跑了。”
　　第二天申伟和其他十来个同学跑遍了全市的火车站、长途客运站、人民广场，还有能想得到的蒋伯宇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见着他的人。
　　申伟也给蒋伯宇的家里打了电话——号码是从辅导员那里的学籍登记卡上查到的。但蒋伯宇并没有回家。申伟也没敢在电话里把这件事情告诉蒋伯宇的家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五天后，胡天军的家属们终于按捺不住，找到学工处说，如果三天内再见不到人，他们就要向派出所报案了！那将意味着蒋伯宇打人一事会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并最终被提起公诉而琅铛入狱。
　　“四眼”唐处长暴跳如雷，他给蒋伯宇班级的辅导员下了死命令：三天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连女足赛也因此而停赛了。###阳她们早已把复制的当天比赛录像送到了学工处和体育教研室，并炮制出了一份要求从轻发落蒋伯宇的意见书——在上面签上了全体女足队员的名字并上呈给了“四眼”。
　　###阳表现得非常积极，她每天和申伟他们一起到全市的各个地方寻找蒋伯宇。为了节省时间，她甚至自掏腰包“打的”——申伟算了一下，蒋伯宇失踪后的第二天，打的费就花了二百多块。
　　大家都相信蒋伯宇绝对不是怕承担责任的人。但每个人都有种担心，如果说谁都会有脆弱的时候，凭什么蒋伯宇就不会一时糊涂呢？何况他是一个非常感性而又容易冲动的人。
　　所幸的是，胡天军那边还恢复得不错。经过及时抢救，并输了两千CC的鲜血之后，他保住了脾脏。只不过在申伟的嘴里已经听不到胡天军的名字，而代之以“活该千刀万剐的”。
　　就在三天的生死限期还差半天的时候，蒋伯宇又出现了！申伟他们下午上完课回到宿舍，发现失踪多日的蒋伯宇正坐在他自己的床上发呆呢。
　　申伟几乎是扑了过去，一把就抱住了他。激动不已地说：“老蒋，你可回来了。”那样子就像十年没见着今日喜相逢的难兄难弟。
　　蒋伯宇看上去除了神色非常疲倦，头发胡子更长了些之外，并无异常之外。衣服也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那样子就好像刚出去旅游了一趟又回来了而已。
　　申伟在兴奋之余还好没忘了正事儿。看蒋伯宇没什么大碍，顾不得多问，拉着蒋伯宇的胳膊就要去学工处。蒋伯宇拨拉开申伟的手说：“我自己会去。”
　　于是，就在那个天气晴好，遍天彩霞的黄昏，蒋伯宇走在前，申伟在他身后三步远紧跟着，一起向学工处走去。
　　“四眼”很意外地没有发脾气。大概蒋伯宇看来不是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凶悍与暴燥。或者说看过录像带后，他们也能理解事出有因。
　　根据蒋伯宇的叙述，他在出事那天晚上，就坐火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湘西的一个小城市。对于“逃跑”的原因——蒋伯宇说，并不知道会把胡天军伤得那样重。当时的他太气愤——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连一点起码的是非标准都没有，如果不是他的冲动最后导致球赛终止，这个误判的球也许就可以葬送自己所带足球队的前程！
　　蒋伯宇承认自己太较真儿了。当“四眼”问他这样做值不值得——不过是一场校内的比赛时，他竟然坚持说：“只要我内心无愧，那么就值得。”这话气得“四眼”唾沫横飞，对他劈头盖脸地地训斥了一通，并顺带进行了一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深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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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尘　十八（2）
蒋伯宇说逃跑是因为他不想交那份第二天必须上交的“检讨”。而且当时的他非常沮丧和悲观——对这个世界上公平与正义的悲观。悲观中的蒋伯宇当时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找个地方安静地呆一下。但他没有回到家中——显而易见这会让父母担心与追问。他住进了高中一个同学家里，然后每天会去护城河那里坐着，或是爬到城外的凤凰山山顶呆上一天，直到日落。
　　蒋伯宇所说的这个理由让“四眼”感到极端的幼稚和可笑。他试图要挖掘出蒋伯宇深处的不良思想动机和暴力倾向，但都无功而返。他看不出蒋伯宇在想什么，除了陈述事情经过，这个有着天生忧郁眼神的男生更多的就是沉默。对于“四眼”的教导，他无动于衷，即不赞同也不反对。
　　最后“四眼”冷冷地说：“即使不追究你在法律上的责任，你也要被勒令退学！不管胡天军错在哪里，但这次是你先动的手，而且，差点闹出人命！”
　　蒋伯宇平静地说：“我已经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
　　对于学工处要求的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和去医院向胡天军道歉等事项，蒋伯宇一概拒不执行。
　　他每天都躺在宿舍里，就像没追上何继红那阵子一样。只有神情平静如水。即使在偶尔出去买什么东西或去食堂打饭——不少同学对他侧目和指指点点时，他也处之泰然。
　　在蒋伯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他只是走了，然后又回来了。现在，他只是又准备离开了而已。
　　他只对学工处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这件事暂时不要惊动他的父母。必须赔偿胡中军的医药费他会想办法还上的——到蒋伯宇回来时为止，学校已经为胡中军垫付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蒋伯宇似乎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聊过他的家庭。只是这次在对“四眼”处长提出瞒住父母这个要求时他才提到——他的母亲已经下岗，父亲只是当地农业局下属种子站的普通干部。他们的年纪都已大了，他不愿他们再承受这样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