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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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邓小平一事，始终萦绕在周恩来的思绪中。他筹划着继续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有利条件。
江青也摸到了周恩来的意图。她迫不及待地实施起整倒周恩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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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8）
9月12日，在为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举行的专场文艺晚会上，周恩来让外交部礼宾司将原拟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临时改为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做出检讨。当她得知是“总理指示”改的时，更为气愤。14日，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告了周恩来一状：“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1月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操纵他们的写作班子，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连续发表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的文章，借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和“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
在从内政上整周恩来的同时，江青又另辟蹊径，企图从外交上打破缺口。
11月中旬，周恩来批示对外友协具体办理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来访一事，江青看到批件后无事生非，也批了几个字：“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显然是给周恩来扣帽子。批件退回周恩来，为了忍让，周恩来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他再次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对这件事阻止成功后，江青等人更为猖狂。
在江青的脑子中，认定周恩来等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她又抓住周恩来与来访的基辛格会谈一事大做文章。
11月10日至14日，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时，基辛格曾说过这样的话：
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对此周恩来表示：
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这本来没有什么，周恩来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总理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他求同存异，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地统一了起来。
江青可不这么看。基辛格一走，江青开始发难。
在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无端地斥责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表现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对此也毫不示弱，起而与之争辩。
从11月21日开始，直到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采取了开全会、分组会和扩大会议等形式，名曰讨论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实质上是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
有王洪文坐镇，江青等人更是有恃无恐。他们围攻周恩来和叶剑英，指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批周恩来等人，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地往上爬，同时压住邓小平上升的势头。会后，江青借有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一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毛泽东已经识破。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的话，耐人寻味：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则果断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趁毛泽东反感江青等人的当口，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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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9）
这回毛泽东终于下定了决心，接受建议，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并请回军委领导机关。
12月中旬，毛泽东在他的住处连续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一面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一面向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宣布他的一项重大决定。
毛泽东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对各大军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则说得更为洒脱，俏皮中包含着严肃：
现在请来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
毛泽东当众评价邓小平：
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的决定，出乎江青一伙的意料，邓小平进政治局，无疑对他们是重大的打击。
而毛泽东的决定，却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的意料之中，邓小平进政治局，他们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要少了许多。
会后，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再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这一通知于1973年12月22日正式发出。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成为集党、政、军三大要职为一身的重要领导人。
这时的周恩来意识到，尽管邓小平被重新起用后，其处境并不会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加艰难，但邓小平的复出，将对中国政坛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中国今后政治的走向。上述通知发出后，在重大的内政和外交活动中，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人们看到，个子不高却意志刚强的邓小平，频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江青一伙仍在寻找各种机会百般压制和刁难邓小平，但有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撑腰，邓小平已经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刮起一股不可阻拦的旋风。
挑起主持工作的副总理的重担后，邓小平对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有更深的体会。邓小平自己也再次面临严酷政治风暴的冲击，以至又一次沉浮。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他多次对薄一波等人说过：“周总理有说不出的苦衷，至死也没有吐出来。”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1）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利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巧妙运筹
1969年1月，一位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担任8年副总统、以###著称、后来又宣告退出政界的美国共和党政治家入主白宫，他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人们敏感地发现：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政策，与原来有些不一样了。
尼克松上台后，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对中国方面，他不断地改变着以往的###面目，还不断地向“共产党中国”暗送秋波：
1969年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2月，尼克松让他最为欣赏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之后美国政府放出话来：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3月以后，尼克松一方面决定以六七十亿美元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希望尽快同苏联就停止美苏两国之间的“导弹竞赛”问题开始谈判，还决定从南越撤军，声称美国并不坚持僵硬的外交政策。
……
正当美国新政府外交频频翻新的时候，在中苏边境的中国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响起了急促的枪声。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霸权主义者在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成的情况下，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并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到1969年3月，苏联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
中苏边境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美国看到了中苏矛盾可以利用的可能；而苏联则由于发动珍宝岛之战，把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它更怕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来对付苏联……
一场微妙的“外交战”，就这样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周恩来和毛泽东，扮演了这场“外交战”的中方主角。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由周恩来具体安排，命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专门组成一个直接对毛泽东、周恩来负责的秘密小组，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并提出建议。
周恩来交代四位老帅：
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你们不要被框住。
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后，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然而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7月11日，四位老帅的研究有了初步的结果。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这份报告提出了与舆论宣传的“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相反的意见：
——目前的国际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
——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它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虽然在中苏边境发动武装入侵，但真要和中国大打，它还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2）
——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