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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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１９４５ 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
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继《白毛女》
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②
与共产党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
贫瘠。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在翻译
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
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根据报道，这个时
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ｗｉｎｄ） 》，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③
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这两种体
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
材。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的
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美国影片（日
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
代电影的黄金时期。①
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
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
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战争期间
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
②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
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
著。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
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
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
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
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
太奇等等）。因此，电影可以看作戏剧文学的创造性的延伸。电影媒介不仅
从文学借用一些人员，而且从文学借用其典型的“摆脱不了的情思”。其一
是战后的混乱。来自重庆的所谓“接收大员”们专横和不正当的行径——他
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
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许多制片人专注
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
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2 卷，第 262—264 页。
③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 126 页。
① 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只有过一部英文 研究专著，杰伊？莱达：《电
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 6 章。 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 2
卷，第 213—214 页。这 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1908—1949 年中 国
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 电影项目编成。
② 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
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这个
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
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
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
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
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
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
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
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
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
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
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
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
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
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
“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
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
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主要创作
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
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２０ 年代晚期与 ３０ 年代早期，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
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
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
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
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
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
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
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①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
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
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
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
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 １９３６ 年鲁迅的逝世与 １９３７ 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
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
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
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 93—94 页。
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
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１９４２ 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 ５０ 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
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
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 ３０ 年代
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
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
的：清朝最后 １０ 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
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
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①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
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
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
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
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
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
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
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
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②正在消失。
①《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70—471 页。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第 278—286 页。
②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533—561
页。
第 １０ 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
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
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
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
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本世纪 ３０ 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 １９２９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
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
序。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
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
—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
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
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２０ 年代世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