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　166　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3　期 （1935　年　7　月　1　日），
第　134　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　10、35、40　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90—194　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　３０　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　１９３５　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　２０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１９３５　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　１０　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１０　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　１９３１　年
到　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　６．７％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　１０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９．４％；棉布增加　１６．５％；银行存款（按　１９２８　年物价）增加　１５．９％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１９３６　年生产仅高于
１９２９　年的水平　６％；而在美国和法国，　１９３６　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　１９２９　年水
平的　１２％和　２１％。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１９２８　年中国发电量仅为　８８　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　５００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　８８００　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68　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46　期 （1933　年　11　月　20
日）文章，第　4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10、396—399　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　119　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　84　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　年》，第　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　３０　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　１０　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　３０　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Ｋ．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　１０　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比　１０　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Ｋ．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　１９２９　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１９３１　年，政府废除了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　１９３５　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　１９２８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２３００　英里——比　１９２７　年轨长增加　４７％。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　７０％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Ｍ．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　１８２　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　１９３０　年足有　２／３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　１９３４　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１９３６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 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
月），第　73—81　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7
年　2　月），第　220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63　页。
② 同上书，第　317　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３８．７％——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３６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
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
无关。
在南京的　１０　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
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１９３５　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
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　１９３６　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
有的工业的　１２％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
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
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
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　１９３４　年末的
１２６０　万元跃至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的　１．１５　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
约　９０００　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
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
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
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
由宋子文主持，在　１９３５　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
团的主要成员。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　１５　家，占华商纱厂
纱锭总量的　１３％。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
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
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
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
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是
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
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
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
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
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188—190　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