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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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即本书上卷）第 10
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 8 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 11 章《1926 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
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
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
② 《红旗飘飘》，第 6 集，第 15 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 96 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
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 年》第 145—148 页和各处；夏济安：
《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 3—54 页；和本书第 9 章。
斯大林 １９２５ 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②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在汕头及 １２ 月在广
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
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
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
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
纷争。③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
农村根据地，大约有 １５ 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１９２８ 年 ４ 月瞿辞去党的书记
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
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
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
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六大”的决议
和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８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
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
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
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
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
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
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
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４
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
直到 １９２９ 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
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 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
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②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至 ７ 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
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
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
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
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
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
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
② 刊载在 1925 年 2 月 3 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 国：整风文献，1942—1944
年》，第 269—27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0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4 页。
① 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62 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
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
身的。
② 1929 年 2 月 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 的报告，《毛泽东集》（竹
内实编），第 2 卷，第 25、 28 页；《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03—614 页。
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
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
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
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
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
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
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
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
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
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
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④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
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
制。⑤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
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
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
的而解散整个省委。①直到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
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②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
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
瞿秋白于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又创办了
《红旗》周刊，从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
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
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
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
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
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
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 169—191 页。
②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140—141 页。
③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 年》，第 34 页。
④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172—173 页。
⑤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 183—184 页。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43— 44 页。这种趋势在 1929
年 11 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 年》，第 55—56 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
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 1930 年 7 月 23 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案》（见《红色文献》 第 354 页）是在 4 月至 5 月起草而在 6 月通过的。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
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
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
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
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
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①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②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
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
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
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
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
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③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
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
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
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
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
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
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
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召开——只有狭窄的
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
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①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
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