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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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
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３　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
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
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６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　１９３０　年春
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　６　月或
７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
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42—51　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　22　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　335　和　358　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　1930　年　6　月（见　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
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34—335　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　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　5　期第
40　页（1929　年　8　月　20　日）＇和　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　10　期第　18　页（1930　年　4　月　10　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　1　集，第　166—16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页。
⑤ 《红旗》，1930　年　3　月　29　日；《中央通信》，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8　日）。
⑥ 《中央通信》，第　70　期（1930　年　2　月　26　日）。
① 《红旗》，1930　年　8　月　16　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
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
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
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７　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
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
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
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１９２８　年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
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
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２９　年初的成就，在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
省。
１９３０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
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
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
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
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
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
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
不到　１０　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　９　月　１　日到　１３　日，毛和彭的
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
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３０
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43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　页。
①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59　和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5　和　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4　和　6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99　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78—279 页；陈志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56—159　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
《中国季刊》第　14　期，第　187　页和《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5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
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
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
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
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１９３２　年　１　月日本对上海的侵
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
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　３０　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
政策，直到　１９３７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
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
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９　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
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
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
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
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　１９３１　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
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
员。④





② 同上书，第　246—269　页。
③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0　和　74　页。
① 《实话》，第　3　期（1932　年　4　月　20　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　1　期（1932　年　8　月　1　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　4　期（1933　年　8　月　27　日）；《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4　页。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45—348　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
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
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
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第　86—　97　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１　年底和　１９３２　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
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
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
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
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
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
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
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了。②

第二次围剿（１９３２　年　５　月至　６　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
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
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
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
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２
年　７　月—１０　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
“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