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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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
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①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４　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
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
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１９３４　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
以致桑园面积下降　３０％以上。②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
相似。③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①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　1　卷， 第　45—56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　3　卷，第　392　页。
③ 同上书，第　3　卷，第　393　页。
④ 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396　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 常德棉织业；第　397　页有
常熟棉织业，第　398　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 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
者。
⑤ 同上书，第　3　卷，第　396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615　页。
② 同上书，第　3　辑，第　627　页。
③ 同上书，第　3　辑，第　629—630　页。




近来，（１９３２　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
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
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④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
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
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１９３２　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
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
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
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１９３２　年至　１９３３　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
多。②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
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
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
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　　　１９３３　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
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７　月　４　日（１９３３　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７　月　１５　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　１９２８　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３　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　１７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　１５５０００　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　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３３　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　１４　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　１３　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　3　辑，第　678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164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164　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　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　１７　个地区的　１４　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　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３３　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１９３７　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１９３７　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　１９４１　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３　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１９３９　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　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然后，从　１９４２　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　１９４３　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　１９４０　年到　１９４２　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３９　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　卷，第　25、28、30　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1948　年　6
月），第　65　页。
② 同上书，第　71—72　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　１９４３　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　１９４１　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　１９４１　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　４０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