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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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49　年》，《外交政策》，第　2　期（1968　年）， 第　124—129　页。
① 乔启明在　1925　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　15　个犯人，其中　5　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
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　30　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
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109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1　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 311　页。
① 《新无锡》，1932　年　6　月　4　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5　页。



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
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１９３７　年春荒期间，
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
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
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②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
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③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
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④更多的是农
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１９３１　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⑤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
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
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
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
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
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
形势恶化，①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
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
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
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
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
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
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
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
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
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
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
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
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
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




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　9　卷第　4　期（1937　年　7　月），第　125 页。
③ 同上，第　131　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6　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　17　页和《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4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第　110　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
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　18　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
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　13　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
第　82—83　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　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
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
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１．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
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
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
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
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　１７８９　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
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
的。
２．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
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
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
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２０　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
和武器与他们　１７　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　２０　世纪的武器、运
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
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
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
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３．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
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
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
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
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
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
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
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①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
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
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
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
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
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


① 我从分析　17　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
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
民》，第　84－85　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　215—218　页（和
第　222—224　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　年》，第
5　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　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
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　页。



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
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
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
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
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
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
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湖南农民的行动
（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
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
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
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
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
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１９２７　年秋
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１９２８
年　３　月，２０　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
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
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
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２０　年后，他们征服
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
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　１９２２　年创建
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
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至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


①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第 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