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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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在其中发挥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
学与革命》（１９２８　年）中提出的论点，并坚持认为无论革命还是阶级——两
者皆非文学所固有，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则。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
梁断言“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少数有
才能的人的创造。梁辩驳说，真正的文学是超阶级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
本人性”——爱、憎、怜悯、恐惧、死亡，它们不局限于任何阶级。梁实秋
进一步从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鲁迅有
意识地按日文转译本直译，他的翻译是“硬”译，而梁则觉得难以理解。最
后，梁认为不论鲁迅在译文上花费了多大气力，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对于质
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④
鲁迅的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是他所写过
的最长的文章之一。显而易见，梁击中了痛处，因为公然诋毁他煞费苦心努
力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作品，这是鲁迅难以忍受的。这篇长文的语
气大体上是相当合理的，有几个段落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他不同
意梁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这不仅基于他刚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理
论，而且出自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鲁迅辩驳说，梁不明白他的文学自律立
场本身，恰恰就是其资产阶级背景的反映。至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人性”，
一个贫穷饥饿的农民会有足够的闲暇为爱美去种花吗？“煤油大王那会知道
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赏文学是一种特权，但是穷人的身体状
况和没有文化使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鲁迅也承认，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文
学迄今还没有许多高质量的“货色”。但是要求无产阶级立即拿出产品，是
一种带有“布尔乔亚的恶意”的举动。
鲁迅可能已经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掌握不够深透的弱点（他维护
阶级观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是一种笃信的举动，而非学术上的论证），
但他的诚实和仁厚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有余。他就翻译所作的辩解尤其如此。


④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　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诗人、评论家——译者。
①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散 文家和辞典编写者——译
者。
② F。R。利维斯（F。G。Leavis，1895—1978　年），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③ 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　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作家，生前被公认为当时
美国第一流文学家——译者。



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
读者。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
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
文。“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
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
①
鲁迅的文章写于　１９３０　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
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
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它也很不像　１９３１　和　１９３２　年的著作那样
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
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
认同。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
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危机和奉献的时
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
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共产党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
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
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
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①的“民族、环境
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
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
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
敬。②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
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３０　年代早期，一个
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
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
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
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
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
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
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394　页。
① 泰纳（H。A。Taine，1828—1893　年），19　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
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13—515　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61　页。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
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　１９３２　年出版。左联的作
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
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
基①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
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
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
尤其是钱杏■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
“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
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
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
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
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
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
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①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　１９３２　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
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
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
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
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
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
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
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
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②于是，苏
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
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
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
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
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
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
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
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
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①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
可能有“中间地带”。


① 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　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0　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
话》，第　539—564　页。
②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189—191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85　页。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
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
钱杏■，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
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
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与指向其他论敌的猛烈反击相比，这是温和的回答。这种“软”姿态应
当如何解释呢？在常常是连篇累牍的交换理论差异点的文章背后，也许可以
找到线索。胡秋原和苏汶两人显然不属任何文学或政治团体的论述，提出了
中国左翼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新问题（虽然胡显然熟悉它们在苏联的先例），
即“党性”原则或党对文学的指导原则，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
事业，但未加入左联或中共的作家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左联自身功能的
定义混合了。
一方面，左联的建立意味着为革命文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方向。因为它的
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
而，３０　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
种始终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