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全四卷)完善排版-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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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23〕 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24〕 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25〕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26〕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27〕 “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28〕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0〕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31〕 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32〕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33〕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34〕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⑴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⑵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注 释
〔1〕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交付汪精卫集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要纲”由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九四○年一月在香港公布。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卫集团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其内容有所修改。
〔2〕 指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一九四○年二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⑴，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⑵，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⑶，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⑷，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⑸，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⑹，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⑺，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⑻、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⑼。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⑽；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⑾、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