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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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代金银器窖藏之大者
　　到今天，四十年过去了，韩伟回忆起来的时候，仍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展览中，有一件方形青玉，长11厘米，宽厘米，高厘米，这是第二个陶瓮里出来的第一件文物，在它的下面，摞着银碗、银盘等金银器物。”

何家村窖藏文物展　开放时代的遗宝（2）
当将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从瓮中取出来的时候，腹部原镶嵌的宝石因老化酥解而纷纷掉落，更让人惊奇的是它物中藏物，打开鎏金鹦鹉纹提梁罐的盖子，里面有水，几团金箔漂在水面，12条小金龙井然有序地站立在上面，红、绿、蓝等宝石也全部在水中。
　　“挖掘结束后，我和王玉清两个人负责登记，称重。出土文物从种类看十分丰富，包括日常生活所用的饮食器、药材、玉带、银盘、银板、货币，种类很多，有一千多件，金银器成器皿的270件。银铤8件，银板60件，我记得金银铜钱币466枚，其他像金龙12个，玛瑙3件，水晶器1件等。”韩伟说，“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何家村遗宝出土地位与皇城附近，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自50年代以来，西安地区发现唐代金银器窖藏大约20处，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品级，没有一处能比得上何家村遗宝。”
　　■　异域风格的唐代金银器
　　“我们这次共展出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300多件组。这是自1970年发掘以来，首次大规模、系统化的公开展出，其中有一多半为首次公开亮相。”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迄今考古发现唐代俏色玉雕的海内外孤品，被国家列为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俏色玛瑙由红、棕、白三色相杂，如同夹心饼干，层次分明，鲜嫩滋润。玛瑙杯整体形状像一只伏卧的小兽，竖立的一端为杯口，稍平直的一端雕成生动可爱的兽首。兽首圆瞪双眼，目视前方。兽头上下的肌肉，寥寥数刀，刻画得十分逼真，两个长角，粗壮有力，硕大的兽耳高高竖起，兽嘴上镶嵌的金塞，能够灵活地盖合。
　　“目前学术界对这件珍品的产地和时代仍存有争议，但对其造型为西方的‘来通’却是一致的认识。”陕西博物馆馆长成建正说，“‘来通’是希腊语音译，用于注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所以也常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看，用这种酒具饮酒的场面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生活中。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何家村出土的这件或来自西方，或出自唐人工匠的仿制。
　　“这批东西非常独特，它代表唐代金银器工艺和美术发展的最高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说。
　　开放的唐代以追求新奇为时尚，穿胡服，食胡食，跳胡舞成为当时人们热衷的事情，而输入的外来物品担当了文化传播的角色，对唐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萨珊和粟特等地区输入的金银器成为唐代皇室贵族们追逐的对象。
　　展览中有一件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设计巧妙、实用。杯子的环形柄上焊有平鋬指垫，拿杯子的时候，拇指可以按在指垫上，既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拿杯子时的稳定性。目前中国出土的资料中，只与李家营子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相似，而与其他大量唐代银器风格迥异，这是粟特在7至8世纪盛行的器物形制。同时还有来自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时期制造的银币，日本奈良时代和铜元年（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铸造的合同开珥银币。
　　这批文物中除了有明确来自异域的物品外，还有惟妙惟肖的仿制品。至于唐人受外来影响下制作创新的产品则数量更多，许多器物前所未闻。比如人物忍冬纹八棱金杯、伎乐纹银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金杯，形制及长须下垂的胡人头像都是粟特银器的风格，但器物厚重，制作方式和构图模式又不是粟特风格，很有可能是由生活在长安的粟特工匠制作的。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虽然还保留着粟特带把杯的遗风，但褒衣薄带的侍女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银器影响下改造、创新的作品。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鎏金双狮纹银碗，碗内底部突起的动物纹装饰是粟特银器的特点，做法就是单独用一块银片，捶打出所需的突起的动物形象，然后焊接到碗的内壁底部。这种装饰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金银器中不见，唐代工匠仿造这种方法进行了巧妙的改良，直接在器物底部锤打出突起的纹饰，这样一来既有相同的立体效果，制作又变得简便。
　　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总重达唐大两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900多两。唐代银价不见记载，它与黄金的兑换率大约是五换一或六换一。也就是五、六两白银相当于一两黄金。何家村出土的这批金银器可折合黄金900…1000两。
　　根据赵璘《因话录》记载　“范阳卢仲元……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一千两黄金可折合唐钱八百三十万钱。根据温庭筠《乾馔子》中有一段商人买宅子的记载，“一副玉带銙值钱三千贯，每贯当值一千钱，十副玉带銙就值三千钱。”依此计算，仅黄金、白银的本身价值和玉带銙就值三千八百三十万钱。相当于当时15万男丁一年向政府交纳的租粟，这里还没有算上其他各类宝石的价值，以及金银器的手工费用，足见这批珍宝的主人是多么富有。
　　何家村遗宝是唐代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反映。发现的金开元通宝30枚，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次。唐代的金、银开元通宝不用于市场流通，专用于赏赐。文献记载，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门上陈乐设宴，席间向楼下抛撒金钱，以赏赐大臣。唐代诗人张祜在《退宫人》一诗中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来描写这种场面。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唐代的金银制作
汉代方士崇尚“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理念，认为以金银为食器可延年益寿，这种思想在唐代仍然十分流行，于是占有大量的金银器成为帝王和贵族们共同的心愿。根据史籍记载，在唐代，金银器也是身份的象征。《唐律疏议》舍宅与器物条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
　　唐代上层社会对金银器的喜好，促使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从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来看，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金银采矿，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能提炼纯度很高的金银。唐代金银器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政府设有专门制作金银器的作坊文思院。这里集中了大量技艺高超的工匠，生产出一批批精美的金银器。
　　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并不是很突出。同时期的中亚、西亚、希腊、罗马比中国好得多，但到了唐朝，突然出现爆发式的发展。一方面，金银原材料有了保证，中国古代金银器冶炼开采到唐代变得比较普遍，大概70多个州府都产金银、供金银，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另外，唐朝有个规定，男子每年有义务服役，富贵人家的子弟可以拿资带役，就是你交了钱就可以不去了，不过有个附加条件是“巧手内供者不得拿资服役”，如果工匠身怀绝技，拿钱也不行，必须来，这使得各地能工巧匠集中在一起，取长补短。另外，丝绸之路到唐代进入盛期，无论使团还是商人，都会带来很多东西，其中就有一些金银器流入中国。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四川石窟
中国石窟史的下半阕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盛唐以后，北方石窟相继衰落，学术界的观点则是“唐盛宋衰”，认为石窟艺术到了宋代业已衰落，再无值得一提的佳作。
　　谁能想到，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却是四川。石窟在四川分布极为广泛，广元、巴中、大邑、邛崃、蒲江、丹棱、绵阳、荣县、夹江、安岳、大足、泸县等等，大致可分为青衣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几大流域。从北魏、北周的渗入，到初唐的兴起，中晚唐的兴盛，五代保留中国石窟艺术的火种，宋代出现了安岳、大足两个中心。
　　如今，敦煌、龙门、云冈早已盛名在外，敦煌更是形成一门敦煌学，受“唐盛宋衰”思想影响，学术界目光长期以来集中在北方，对于南方石窟少有涉及；敦煌、云冈游人如织，充足的收入与良性的循环使得当地文管部门有更多资金用于石窟保护与研究，而四川一带除了大足，众多石窟直到今天依旧隐藏在深闺之中，常年见不到一个游客，更不要谈对石窟进行系统地研究和维护了。北方的石窟，是中国上半部石窟史，是一部皇家石窟史，而四川的石窟，则是中国石窟史的续传，是一部民间的石窟史。
　　本刊从中选择了广元、邛崃、安岳、泸县四处有代表性的石窟进行细述，分四期连载。从地理位置而言，这四处串联起了石窟艺术从北到南的脉络，大约覆盖了嘉陵江、沱江、涪江、岷江几大流域；从石窟历史而言，广元是佛祖入川第一站；邛崃是成都平原最为重要的石窟中心；安岳留存着中国五代石窟的火种，是中国宋代石窟的代表作；泸县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明代石窟，是在蒙古人铁骑下绽放的莲花。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广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码头（1）
《看历史》特约撰稿┃萧易
　　自佛教石窟艺术传入巴蜀以来，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金牛道上的广元，与米仓道要冲巴中一起，成为石窟进入四川的前码头。诸如韦抗、苏■、毕重华等唐朝官吏的入蜀，带来了技艺精湛的石匠、画师，中原地区盛行的开窟祈福之风也在蜀地慢慢延续开来。
　　■　一个唐官带来的石窟
　　2010年初春，当我在一个清晨来到千佛崖时，这里铁门紧锁，见不到一个游客，地面上随处可见长方形的考古探方，露出108国道下的青石板路——古金牛道。由于108国道改道，文物部门将拆除数十年前为开发旅游搭在崖壁上的台阶，清除铁栅栏，对千佛崖进行系统维护。自唐代以来，千佛崖看尽了一千多年的人间浮华，听得了一千多年的车喧马鸣，如今，这里即将回归佛国的宁静。
　　千佛崖全长380余米，西高东低，最高处84米，状若扁平的直角三角形，现存石窟873窟，造像7000余尊。这个数据，比清人的记载足足少了整整1万尊。千佛崖西临嘉陵江，金牛道依崖而过，再后来，民国川陕公路，现代108国道又从崖下而过。1922年，国民政府修川陕公路，曾将千佛崖南段一部分石窟炸毁，因此，历来也认为千佛崖被毁石窟超过了大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丁明夷指出，金牛道依崖而过，川陕公路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宽，工程量不会太大，被毁石窟应该不会超过三成。清人的统计，不无夸大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