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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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海外联络的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他在国内联络的会党，则在武装起义时“冲锋破敌”。他们“各尽所能”，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勋。
■ 从功臣到“会匪”
与黄三德一样，国内会党也普遍期望着革命胜利后，自己能作为建国的功臣而受到优遇。
那段时期里，在长沙，起义成功后，会党兄弟们过着优游快乐、随心所欲的生活。“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他们一起“吃大锅饭”，纷纷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以至于都督焦达峰忙于接应，都无暇办理公事。而衡阳以南各属会党也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一些会党兄弟们无比喜悦地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
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3）
不仅仅是湖南，有些地方的会党还明目张胆地占领民房衙署做起公口、设立山堂，有的干脆在军政府公署门前挂起“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公口招牌。比如贵州，公口开进了军政府各部门，“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不是会党中人。比如四川，此前一直在暗地里才能活动的哥老会，突然光明正大起来，他们将公口向社会完全公开出来，而市民也争相“参加袍哥”。仿佛历史依然要沿袭着过往的传统，会党作为开国的元勋，而理所当然要在此后备受尊崇优待，这是一次获得合法身份的契机么？
1912年3月，黄三德与孙中山约在广州相见，谈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孙中山“满口应承”，但要黄三德具呈胡汉民，请其批准，因为孙中山已卸任临时总统职务，而当日筹集军饷多由胡汉民负责接收。此时胡汉民正任广东都督，黄三德很快便将呈文递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无声息”。
黄三德也许还不清楚，孙中山这位1904年加入洪门，并曾说“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非同利用”的领袖，刚刚回国两月之后，便改变了之前的态度。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
一时间，*会党成为全国的潮流。在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公告》。在云南，蔡锷的“惩治律”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会党活动通行禁止。
与此同时，全国的报纸也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会党的蔑视与敌意，批驳并谴责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当时，不论是全国知名的大报，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等，还是那些街头描绘街头巷谈、茶余琐事的小报都充斥着控诉“会匪”闹事，或是各军政府*会党及帮会头目被正法等这类大快人心的消息。
于是，好多会党兄弟，在改朝换代后，对于新的生活还未来得及憧憬，他们却突然发现，在他们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称作“会匪”而遭到排斥。
■ 游离在秩序之外
不久，孙中山便离粤北上。但在广州，黄三德依然为洪门立案的事情奔劳。孙中山虚与委蛇，而胡汉民则置此事于脑后不理。一次黄三德见到胡汉民，说：“洪门帮助革命，不能不谓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拒绝之，试问良心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胡汉民听后，又“将责任推归孙文”……
革命党认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
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先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已掌政权的革命者，对于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会党兄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钧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云南都督蔡锷则声明会党“失去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4）
其实，帮会的存在，并非因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后，它依然存在而又无法融进新的社会体制，说明帮会的存在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源头上看，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免受别人欺辱”，正是因为帮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排挤出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始终都是清朝政府一直无法根治的，也是导致秘密会党兴起的最初源头。而外洋侵入以来，这种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他们迫于生计，集结流入会党。
正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合法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组织或是直接加入太平军，或是借着太平军的声势，不断起事，与之遥相呼应，对抗满清朝廷。但我们也发现，与此同时，曾国藩招纳湘军时，也有大量的哥老会弟兄纷纷涌入军营，似乎并未顾及“反清”的“大义”。
因此，一直以来，帮会便游离于秩序之外，会员以兄弟相交，以江湖义气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较少政治上的自觉。
■ 何去何从？
在多数革命党人看来，当初联络会党只是权宜之计，因而革命成功后，他们态度急转直下，对帮会活动也一味*，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个别和会党关系很深的革命党人，认真思考过处理会党问题的方法。比如谭人凤就草拟过一些会党改造的方案——《社团改进意见书》、《章程》、《社员守则》等。他说：辛亥革命后会党所表现出的种种令人不满的行为，除了会党自身缺陷外，也与革命成功后受到冷遇，心中因而愤懑不无关系。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他虽然也认为会党在民国已无存在理由，但是主张成立“社团改进会”，对会党“施以改进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使之转化成现代*国家新型的政党组织。谭人凤还制定出一系列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具体办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实行。但是，刚刚在街上挂出一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被恐吓，扔了一颗炸弹，然后立宪派和权绅大起其哄，说：“会匪闹进城来了！”准备大举清乡，实行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
如果说谭人凤改造会党的愿望，还只是一些想法的话，那么“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从成立到解体，则显示了会党改造之路的艰难。
民国初年，时代巨变。旧式的会党为了自身的发展，更适应新的社会，避免被历史淘汰，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部分会党为融入现代新型的社会，采取了用近代政党模式来改组帮会内部组织的办法，企图使会党转变为政党，以期在社会中获得生存。
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5）
这种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红帮、青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家帮会联合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成立大会上，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说，“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四下的会众依然没有停止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因而舆论声讨、谴责的声音从未中断。
面对汹汹舆情，会党中人多无可奈何。当年9月，共进会头目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言语中尽显可怜。
他说：“当满清之时，三会之人屈服于专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对于三会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对于三会也，亦以匪目之。含污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迹于天下，数百年于兹矣。”他又说，一因着手之初，未能完全规划，而又会员众多，良莠不齐，难免差池，但共进会绝无“恐怖党之性质”。况且如此庞大的团体，短促之间，“即无外界妨碍，欲尽汰旧时各种阙点”，已属大难，何况舆论如此逼迫呢？
最后，他几乎是哀求舆论，给会党一点生存空间，他说：“故特敬告大记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但是尽管这样，局势并没有被扭转，上海总部已没有能力来阻止各地会党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各地共进会分子依旧我行我素，初具政党性质的共进会只是徒有其表，在政党的幌子下依旧做着会党的不法勾当。当年10月，浙江便已严令解散共进会。不久，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发布训令，“勒令解散”。而不久后，因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卷入宋教仁案，而使得共进会的形象被彻底破坏，一次由旧会党向新型政党转变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又迅速失败，历史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代，所谓的会党改良也无从谈起。此后的帮会，渐渐从一个民间封建性的，游民为主的秘密结社，逐步演变为职业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日益堕入下流。
随着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变，帮会在这病态的社会里迅速堕落为江湖流氓势力。其突出的表现便是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诸如贩运鸦片、拐卖人口、开赌场、设妓院、占地为霸，绑架勒索、包办杀人……早期那种“取之有道，行之有义”的人生信条，已荡然无存。
更甚者，民国后许多军阀、官僚、洋人，甚至执政当局开始把利用帮会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的手段，从此，帮会的命运日益与军阀、权力纠缠在一起，这些之前屡遭取缔*的帮会组织，就成了公开的、合法的黑社会势力，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施加了极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