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多’刁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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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的生活同样艰难。后来，高耀洁开始把这些孩子接到家中过年。她认为，这些孩子只有融入新的家庭中，才能得到正常的生活，她开始为这些孩子寻找新家。2001年，她将6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她说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艾滋病将会在他们心中种下仇视社会的种子。
高耀洁：我有一天去一个村子，一天就埋了6个，那个坟地啊，下不去脚，全是死人。零下二度，一个小孩穿着单衣单裤站在坟地里，小脚小腿冻得变成了黑紫色。孩子见了我，像看见亲人一样。学校出作文题
“世界上最亲的人”，有个女孩写最亲的人是《我的奶奶高耀洁》。老师说这孩子怎么管你叫奶奶啊？我说这孩子没人管，我把她救出来，她最亲的人就是我啊。还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你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现在他总算走出阴影了，也不骂社会，也不想上街杀人了，想上大学，这就对社会有好处。
子墨：听说您家里接待过很多艾滋病人？
高耀洁：最多的时候接待过7个，做了一大锅饭给他们吃，最少的时候一个。经常有艾滋病人跟我睡一起。
子墨：您不担心被感染吗？
高耀洁：不可能。
子墨：万一有伤口呢？
高耀洁：我身上没有伤口，穿着衣服睡的。

第7节：“防艾”奶奶（7）　
子墨：他们为什么去找您？
高耀洁：更多的就是倾诉。他们被社会歧视，心里很压抑。有个死了女儿的妇女，见到我就说，哎呀，我的亲人啊，可看见你了，我找你几天了，俺孩不该死啊。
子墨：除此之外，您还能给他们什么帮助？
高耀洁：我管饭，给他们路费，一二百块钱，再多我也没有了。
因为不停地“揭盖子”，高耀洁一度成为地方政府不喜欢的人。然而她的工作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1年她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可是河南省政府拒绝发护照，最终高耀洁未能成行。2003年，她获得菲律宾政府奖励，但也因为当地政府阻挠而未能出国领奖。此外，高耀洁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她荣获“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这个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一系列国际荣誉的背后，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
高耀洁：2001年那个健康人权奖，领奖不让我去。安南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见着中国代表。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领奖就是不让我去。
子墨：怎么就不让您去呢？
高耀洁：怕我说有艾滋病，因为防治艾滋病得的奖嘛。它（河南省政府）说它没艾滋病。
子墨：您知道自己在当地官员心目中的形象吗？
高耀洁：对当官的来说，我像是烫手的红薯，现在是扔，扔不掉；搞，搞不掉。他们希望我少提反面意见，可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不能掩耳盗铃。我的态度是，到啥时候我都说实话，你杀了我算完。
子墨：政府现在对艾滋病工作越来越重视了，前后对您的态度有变
化吗？
高耀洁：有变化，比过去好多了，没有警察撵我，也没人跟我，没人追我回去。最开始我在前面走，警察在后面跟。我女儿问，你们老跟着高老师干吗？他们说，不知道，局里叫跟的。有时候两三辆车跟着我，去买个肥皂，他们也跟着。我要去取钱也不害怕，反正后边跟着保镖呢。

第8节：“防艾”奶奶（8）　
子墨：您和这些保镖说过话，聊过天吗？
高耀洁：我问，你们累不累，累的话来我家里喝点水吧，在那儿喝凉水多难受，来吧，来家喝热水。那人一听就跑，转一圈又回来，看着我。
子墨：被这么多人跟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高耀洁：没啥感觉，只是觉得当官的太无耻。你一点办法没有。
子墨：当年您到那些村县去调查，也有人跟着吗？
高耀洁：跟着，村干部也拽着我，最后谈判结果是：押回郑州。这都是他们干的事。
子墨：他们对您的态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高耀洁：从吴仪见我。吴仪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认不认识我？我说认识，在电视里见过你。第二句话，她说，你干啥呢，我5点就找你，找你找到7点多，吃饭了吗？我说，吃了。她说，你在这儿可以随便说话，这里没有河南人。等我们说了很多话之后，她一个秘书说，神志很清醒嘛，说话也有逻辑。我说，是不是他们跟你说我是神经病啊。她光笑，没说话。
子墨：很多人说您是疯婆子。
高耀洁：对，我不怕他们瞎说。骂我的人都在上层，拥护我的人无钱无权。
这个不受地方政府喜欢的老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2003年12月18日，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点名要见高耀洁，并与她在宾馆长谈三个小时，期间避开了所有的官员。在这次会面中，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则直言：“他们在骗你。”她说，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此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

第9节：“防艾”奶奶（9）　
除了打“黑洞”，高耀洁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她说，“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但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所以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底，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给孩子们写下了遗嘱：“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我死之后，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我死之后，不能再受骗上当。切切！”
子墨：您这些年遇到的骗子多吗？
高耀洁：多，每星期都有，各种各样。骗我的，骗艾滋病人的。我不是老了嘛，许多人跑来要接我的班。有一个建筑工人摇身一变，成了专治艾滋病的医生，还说不要被西方人吓破胆，他有90。7％的几率能够治愈艾滋病。他要开医院，叫我当院长。我把他撵走了，说我不是当官儿的材料。
子墨：这些年来，您被骗走的钱财有多少，算得出来吗？
高耀洁：永远算不出来，最多一次三千，整个浪费的大概有十几万。
子墨：做了这么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但是一次又一次被人骗，您痛心吗？
高耀洁：我非常痛心，我活得很累。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不能去自杀啊。但我现在再说一次，我生不如死，确实生不如死。如果我糊涂了，有些人会利用我来诈骗人；如果我现在死了，起码留个清白在人间。现在我脑子还很清楚，往事还能想起来。我老伴到后来糊涂得要命。我要是糊涂了，那些人来骗我，我能知道吗？各式各样的骗子啊。
2006年4月，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因癌症去世。多年来他一直默默支持着高耀洁的“抗艾”斗争，家里的各种杂事，寄信、收信、买菜、做饭都由郭明久一人包下。老伴的离去让高耀洁悲伤不已。很快，一篇关于高耀洁病危的不实报道再次引发了许多人对她的关注。

第10节：“防艾”奶奶（10）　
要说后悔，站在我个人立场上应该后悔；要说不后悔，站到大众立场上，我应该还要前进
高耀洁：不得了，台湾也来募捐，英国、美国、加拿大也来募捐。香港的医生要来护理我，说他也姓高，要自费护理我。他说你可不敢出事，你是大陆说实话的人。我那个电话一天响到我要崩溃。河南的副省长也来了，是个女的，一进门，哎呀，咱家出这么大事，你都不跟我说。坐那儿就开始问我。我说，《郑州日报》说瞎话，我哪里病危？她说内参都出来了。一直闹到6月中旬，我在长沙电台上出现了，才平息。说高耀洁没有病危，还在电台上讲课呢。
子墨：您后悔吗？走进防治艾滋病这个领域。
高耀洁：要说后悔，站在我个人立场上应该后悔；要说不后悔，站到大众立场上，我应该还要前进。
子墨：为什么站在个人立场上，您会说后悔呢？
高耀洁：太痛苦了。
在老伴去世后的一次采访中，高耀洁曾说：“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这几年，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一连编写了五本书，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一万封信》和《中国艾滋病调查》三本已出，《十年防艾路》和《艾滋殇》虽然已交付出版社，却又在某种压力之下出版不了。
2008年，高耀洁在境外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说：“写出十几年来我因揭露‘艾滋血祸真相’的遭遇，是为了让这起世界罕见的公共卫生灾难能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从而为那些被视为‘草芥’的艾滋病受难者争得一线公正和安慰。年逾八十的我，怕是看不到这场‘血祸’的尽头了，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要给历史留下自己的证词。”
子墨：您想过吗，如果没有您的参与，今天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第11节：艾滋病医生（1）　
高耀洁：没有我的参与，起码河南不会这么“倒霉”。现在一提到艾滋病，先提河南。
子墨：您想过放弃吗？
高耀洁：想过，有时候病人来，找我一哭，我又不想放弃了。放弃以后，谁来替他们说话呀。
子墨：这些年给出去的钱有多少？
高耀洁：没算过。但我寄出的钱有数，专门记在一个本子上，有几万块钱。
子墨：花这么多时间，还要贴钱，您会觉得这是负担吗？
高耀洁：肯定是个负担。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了，奖金花完了，老头儿又不在了，等于我的经济收入去掉了一半。幸亏儿子还给我买点菜，闺女给我买点馒头啥的。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上不能像过去那么活跃了。
点评
采访高耀洁是趁她来北京开会的间隙。无论是谈到艾滋病还是谈到艾滋孤儿，老人的精神都特别矍铄。实际上那几天她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说来北京开会太匆忙，忘记了带药。而到了北京，她又舍不得花钱再去买药。听到这句话，大概很多人想不到，这些年来，老人在艾滋病的宣传和预防工作方面，已经花费了将近100万元。这位中国的“德兰修女”无意之间的一点感叹也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艾滋病医生张可
他是大城市里的主治医师，十年来，不断前往艾滋病最严重的农村地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