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多’刁民’-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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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从内心来说，你是更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翻过来，重新审理，还是就希望在广场上和他们一决高下？
彭北京：两个都可以。一决高下是表示我的愤怒，我觉得这帮人站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却不为人民办事，我觉得有必要跟他们打一架。我也有过极端的想法，像杨佳的做法我也想过，但是他们家人并没有得罪我，我觉得还是当事人对当事人吧，比较公正一点。
子墨：这样的决斗有意义吗？
彭北京：解恨嘛。
子墨：解了恨能解决问题吗？
彭北京：不解恨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子墨：是解恨更重要，还是解决问题更重要？
彭北京：那肯定解决问题重要嘛。
点评
从《决斗书》发出到现在，这场被大家关注的“决斗”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彭北京以个人之力对抗一方司法部门的“司法角力”却仍在持续。对彭北京来说，他真正希望的当然不是一场决斗，而是司法公正。在2009年初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公民权益与法官尊严”研讨会上，彭北京以《我不想折腾，但我别无出路》为题发言。他说：“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用这种娱乐的方式为自己维权。”有人议论说，不管决斗会不会发生，这份《决斗书》已经杀死了中国司法的尊严。
人大代表冯有为
他是少有的选民自发联名推举的人大代表。他为了公众利益犯颜直谏，不避生死。二十余年人大代表生涯，甘苦自知。
冯有为，年已七旬。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三级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在他的例行代表接待日上，人最多时会有五六百人等着他。他呈送的意见和建议，沈阳市长每信必复，并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对照找差距。更为传奇的是，从1986年冯有为被群众联名推选为区人大代表开始，从区到市再到省，每一次人大代表选举，冯有为最初都没有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但每一次都有足额的选民自发联名把他推举到上一级人大代表。这在中国的人大代表中，十分罕见。

第38节：人大代表（2）　
冯有为：1986年换届选举，我们单位第一次不带任何条件，让大家自由选，三十多个支部推举出四五十个候选人。第一轮减半剩二十多个，第二轮减半剩十多个，第三轮剩六七个，最后一轮剩四个，然后再确定两个正式候选人。经过五轮，我被推举为区人大代表。
子墨：为什么大家要选您当区人大代表呢？
冯有为：我1979年开始兼工会工作，那时候很大一个事是为职工谋福利。当时大家住房都比较紧张，我们单位盖了1700平米的房子，需要分，大家推举我做分房委员会主任。我觉得大家对我这么信任，我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所以两次分房，我都跟我爱人商量，就是轮到我们，我们也不要。当选区人大代表之后，有些职工跟我说，冯老师，你去开会，可不能只带着嘴巴去吃，带着耳朵去听，一定要把咱老百姓的心里话、要求和愿望带上去。这话给我打的烙印很深，我不能担任一个徒有虚名的人大代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7章第29条的规定，人大代表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各政党、各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二是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事实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是按照前一种方式产生的，像冯有为这样通过选民联合推荐产生的人大代表并不多见。
在担任沈河区人大代表期间，冯有为认真履行代表职务。八十年代沈阳市要求每户购买粮籍证，三块二毛钱一本，在他的干预下，政府部门重新核定了价格；公费医疗时，医院把食品、日用品作为药品发放报销，他在人代会上坚决批评。因此，虽然在沈阳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他这个好代表依然没有被组织推荐，却凭借着代表的联名推举，进入了候选人名单。他进入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也是同样的方式。
有些候选人，老百姓连你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去监督你？

第39节：人大代表（3）　
冯有为：两种产生人大代表的途径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摆平。组织联名推荐的代表只多不少，而由下级联名推举的寥寥无几。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改变，因为由选民直接推举出的人大代表才更具民意。有些候选人，老百姓连你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去监督你？我认为国家在修改选举法时要完善这方面的决策。
子墨：一个由民众推选出来的代表，和由上面提名通过的代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冯有为：我感觉像我这样被老百姓推举上来的人大代表，接受选民监督的意识会更强，对选民履行责任义务的意识会更强，因为它来之不易，他要对得起这些选民。而过多由组织上确定的代表，不利于增强代表意识。许多老百姓说，爱选谁选谁，反正跟我们没关系。这是因为你没有充分给他们权利。
子墨：代表意识具体指什么？
冯有为：就是对选民负责，敢于发表选民的意见和呼声，在关键时刻明确表示自己赞成或不赞成。
子墨：您认为被推举出来的代表很少，原因是什么？
冯有为：这和民主政治建设密切相关。我们过去一度很忌讳谈“人权”，其实“人权”就是人们在生活中、在政治方面的各种权力，其中选举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力。譬如国外对选举程序要求得非常严密，而我们选举时，投票一个挨一个，很多人都不自在，有时摄像机就对着你，你一画叉，马上知道。权力机关主宰一切，有人甚至扬言，我当代表花了××钱。我就收到过别人寄来的信用卡，让我投他的票，因为我是省代表，负责选全国人大代表。这样的行为必须引起重视，这样的人是用钱来活动的，绝对不能允许。
子墨：怎么才能从制度上完全杜绝这种现象？
冯有为：应该改善选举制度，增加候选人的透明度，要让他们在群众中亮相，让群众去识别他。但是现在没有机会让老百姓识别，很遗憾。
子墨：您认为什么样的代表能够称得上“合格”二字？

第40节：人大代表（4）　
冯有为：第一要正直；第二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乐意且愿意把自己的精力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第三要有能力，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第四绝对不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发现代表中有这种行为，一定要发动选民进行监督。
把冯有为推到公众视线面前的，是媒体对他的代表接待日的报道。一时间冯有为几乎成了“包青天”，那些苦苦上访的人们把冯有为的接待办公室变成了信访办，以至于沈阳市法院、公安、纪检、信访等部门也派人来参加接待。他所在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还特别开了几个实验室给他作为接待室。曾经，冯有为为解决一个冤案，耗费了近三年时间。199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某小区看管自行车的张老汉向居民李某催缴存车费，李某随后找来家人冲进车棚，在张老汉的住处乱打一气，张老汉头部严重受伤。同样被围攻的张老汉的儿子张伟才情急之下拿起一把水果刀刺伤李家人后，跑出家门报案。然而由于李家有人在公安系统，结果受害人张伟才反倒以伤害罪被区法院判刑一年半，并赔偿对方医疗费2500元。
冯有为：最早我是在社区设立接待日，目的是想搜集一些民情民意，事先都要预约。后来知道的人多了，一来都是成百个，甚至发展到礼拜六接待，礼拜五晚上就来排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无法改变。当时沈阳公开设立接待日的代表屈指可数，说穿了还是老百姓想找代表的时候不知道有哪些代表可找，知道我是，就冲我来了。后来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研究所的工作，市委信访办支持我，说你到我们这儿来吧，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你。我确实很感动，老百姓这么信任那些能为他们办事的代表。
子墨：张伟才的案子您是怎么介入的？
冯有为：他们居委会的5个老太太来找我，说这事你可得给我们做主。我就到法院去看卷宗，一看才发现确实要关注，卷宗里连李家人衣服破了的照片都有，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地取证，但是张伟才父子被打得头破血流，卷宗里却连一个字都没有，连病志都没了。

第41节：人大代表（5）　
子墨：这种情况按理来说应该找更高一级法院上诉，怎么会找您这位人大代表呢？
冯有为：人大代表有一项基本职责是监督“一府两院”。这个案子老百姓认为仅仅依靠公检法很难得到公正，自然会想到人大代表。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老百姓平常遇到一些委屈，可以诉诸司法，但如果诉诸司法还得不到解决，那就像把老百姓置到火山口一样，一有小火星就会着火，对社会危害极大。我们讲稳定压倒一切，但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稳定。
子墨：监督和调查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某些人的利益，会不会有很大阻力？
冯有为：有阻力。这案子本来是区里的事，因为得不到合理解决，又提到市人大会上。区法院在张伟才已经羁押快一年半的时候，判了他一年半刑，还要赔对方的钱，不赔钱不放人。有人大代表就说，这钱一定还，他们筹钱替张伟才还。这简直是笑话，人大代表给罪犯还钱，成何体统。后来不说还钱了，人也放了出来，但是罪名没有取消。我在市人代会上继续反映情况，在午饭时间，拿着血衣、砖头去向市里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大会主席团成立了专门调查组，人大代表从头到尾参加调查，而且公检法各派一个处级以上干部参加调查，原有的办案人员全部靠边站。
像张伟才这样的个案，冯有为每天都会遇到，并且越来越多的上访者把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写信、打电话，甚至跪在家门口等他出来。冯有为除了要履行一个代表的职责，还有研究院自己的工作要做，他已经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定期到一些报社、电台接听群众电话，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影响更多的人。
我觉得悲哀。当一个社会还停留在靠人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法律和制度去解决问题时，社会是脆弱的
子墨：如果依靠法律手段解决不了，到了您那儿也无法解决，老百姓该怎么办？
冯有为：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最终还得靠制度，一是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二是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制度上的制衡使你想不公正都不可能，各个环节已经扣死了。

第42节：人大代表（6）　
子墨：在中国，老百姓好像更依靠的还是人，据说很多人把您叫做现代包公，“冯青天”。
冯有为：我觉得悲哀。当一个社会还停留在靠人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法律和制度去解决问题时，这个社会是脆弱的。包公不可能长生不老，包公不可能到处都是，包公也不可能离开法。所以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在监督机制上保证各部门依法办事，一旦不依法办事就有措施制止，这比找一个两个包公要好使得多。我们现在必须要从人治的圈子里跳出来。
子墨：人治还是法治，可能对老百姓来说，不是他们要去考虑的问题。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正义体验大多和某个人联系在一起。比如每次出台的一些新政策，对一些问题进行的反省和纠正，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并不依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