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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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1）
对于如何开办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我一无所知，不得不从零学起。1977年1月，格莱珉银行刚起步时，我研究了其他银行做信贷业务的方式方法，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传统的银行与信贷公司通常要求全额还款；在贷款到期时拿出一大笔现金，通常会使贷款人心理上很难受，他们就尽可能地拖延还款，于是，在拖延的过程中，贷款数额越滚越大。最终，他们决定根本不还这笔钱了。如此长期而全额偿还的贷款，也使得借贷双方对早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予理会；他们不是在问题出现时解决它们，而是希望随着贷款到期，那些问题会自行消失。
在建立我们的信贷规划时，我决定要与传统的银行完全背道而行。为了避免大额付款而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我决定设立一个每日还款规划。每笔还贷的数额非常之小，使借贷者们几乎根本不在乎。为了便于计算，我决定贷款要在一年内还清。照此，365塔卡的贷款可以每天还一塔卡，在一年内还清。
对于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一天一塔卡看上去可能是个可笑的数目，但是它的确制造出稳定的增值收入。这每天一塔卡的力量使我想起那个聪明的死刑犯的故事。在行刑那天他被带到国王面前，被恩准可以提出他最后的愿望。他指着王座右边的棋盘说：“我只想在棋盘的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给我，接下来的每一格，按前一格双倍的米给我。”
“批准。”国王说，他根本不了解几何递进的威力。很快，那个犯人就统治了整个王国。
渐渐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发放与收回贷款机制。当然，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随时调整我们的想法，修改我们的程序。例如，当我们发现支持小组对于我们的运作至关重要之后，就要求每个申请人都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我们相信，那些自发成立的小组会更稳定，于是就克制住自己不对它们干预管理，但我们建立起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取得成功。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力，使每一个组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由于每一组员的贷款请求都要由小组批准，小组就为每一笔贷款担负起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小组的任何成员遇到麻烦时，小组其他成员通常都会来帮助。
穷人的银行家在乔布拉村，我们发现贷款者要自发组成小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想要申请贷款的人必须首先找到第二个人，向其说明这个银行是怎么回事。这对于一个村妇来说可能是特别困难的。她常常很难说服她的朋友——她们很可能害怕，怀疑，或是被丈夫禁止，不许和钱打交道，但第二个人终于被格莱珉为其他家庭所做的事感动了，她决定加入这个小组。于是这两个人就再去找第三个成员，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当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先给小组的两个成员发放贷款，如果在随后的六周内这两个人都按期偿还贷款，就再允许两个成员申请贷款。这个小组的组长通常是五人中最后一个贷款者。但是往往就在小组准备成立时，这五个成员中有一个人改变了主意，说：“不行，我丈夫不同意。他不想让我加入这个银行。”于是这个小组又只剩了四个人或三个人，有时甚至回落到一个人。于是那个人不得不从头开始。
一个小组要得到格莱珉银行的认同或认证，可能花几天时间，也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为了得到认同，这个贷款小组的所有五个成员都必须到银行去，至少要接受七天有关我们政策的培训，并要通过由一名高级银行主管主持的口试，表明他们理解了这些政策。每个组员必须单独接受考试。在考试前夜，每个贷款者都十分紧张，她紧张地在神龛里点上蜡烛，祈求真主保佑。她知道，如果通不过的话，她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小组的其他成员。尽管都已经学习过了，她还是很忧虑，生怕答不上来有关格莱珉成员职责的那些问题。万一她忘了呢？银行工作人员会把这个小组都打发走，告诉所有组员还要再学习，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斥责她说：“看在真主面上，连这事你都做不对！你不仅把自己搞糟了，把我们也搞糟了。”
有一些批评说我们的乡下客户都太顺从了，所以我们可以胁迫他们加入格莱珉。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把初始过程设计得如此富有挑战性。由小组与考试造成的压力，有助于确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对此十分严肃的人，才能够真的成为格莱珉的成员。那些日子还过得去的人们，通常会觉得那些麻烦不值得。即便认为值得去做，他们也通不过我们的测试，还是会被迫离开小组的。在我们的小额贷款规划中，我们只需要有勇气、有抱负的先行者。他们才是能够成功的人。
一旦全组都通过了考试，其中一位组员申请第一笔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80年代，一笔贷款通常是25美元左右的规模。她是什么感觉？惊恐！她无法入睡，心里翻腾着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在领取贷款的那天早上，她几乎想要放弃了。对她来说，25美元实在是太重大的责任了。她将如何偿还呢？在她的大家庭里，从没有一个女人有过这么多钱。她的朋友们赶来帮她打消疑虑，她们说：“你看，咱们都得过这一关，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呢。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
当她终于接过那25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这笔钱在烧灼她的手指，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想象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这些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莱珉的每一个贷款者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别人都在对她说，她不好，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他们无力承担她的嫁妆。她多次听母亲或父亲告诉她，本该将她流产，或是在出生时就弄死，或是饿死她。对于家庭来说，她只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又一笔要付的嫁妆费。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
在早期，我们鼓励贷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取用，或是用于一些其他创收的机会。我们要求借贷者将每笔贷款的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他们都理解这一策略，认为它与孟加拉“一把米”（ mushti chal）的习惯做法相似：家庭主妇每天攒一点儿米，日积月累就变成很大的积蓄。任何贷款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在格莱珉Ⅱ号规划中，个人存款取代了小组基金。，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能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案例中，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到1998年，所有小组基金的总额已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个组员无法或是不愿偿付她的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这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使贷款者们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预防问题的出现。小组也可以向它们“中心”里的其他一些小组求援。“中心”是一个村子里的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管理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协作。当一个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时，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问那位组长和中心负责人，他们是否会支持这一贷款申请——就其数额与目的来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在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实施都要公开。这样做降低了腐败、管理不当和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工作者直接对贷款者负责。通常，贷款者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以前参加这些会议，孩子们可以给他们念银行存折中的那些数字，以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
我至今仍觉得，到格莱珉的村庄出席那些中心的会议实在令人激动。随着一年年过去，贷款者对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提出一些更富革新性的方法来预防和解决问题，并不断找出新的途径来帮助每一个成员尽快提升到贫困线以上。每次从那些村庄归来，我都更加确信，提供贷款是在人们生活中造成巨大变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自从1977年开始走访中心直至今日，这始终是我的信念。不仅在孟加拉，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当我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和美国等迥异多样的国家参加一些中心会议时，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多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穆菲亚·哈吐恩（Mufia Khatoon）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穆菲亚是吉大港以北的默沙来地区（Mirsharai District）的一个格莱珉的贷款者，她是1979年末加入格莱珉的，此前，她的生活一直十分辛酸。1963年她13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善良的农夫和渔民，把她嫁给了默沙来的东卡利（Dom Khali）村一个名叫贾米尔卢丁（Jamiruddin）的男人。在丈夫长期出海打鱼时，穆菲亚的婆婆总是辱骂她，穆菲亚给全家做完饭后，只得到一点点吃的，或者根本没饭吃。穆菲亚忍饥挨饿地过了好多年。丈夫出海归来时经常打她，有时，住在几英里外的父亲想要保护她，但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作用。
这些年中，穆菲亚三次怀孕，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两个也没能怀到足月。她营养不良，贫血，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活了下来，但却使她自己的健康状况濒临危险。无论如何她活下来了，继续过着遭受毒打与忍饥挨饿的生活。
1974年，经村里的头人出来干涉，安排她离了婚。穆菲亚终于摆脱了她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