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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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到新七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六十军防地，六十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施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1000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600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我又出去了，到北安路郝小姐那儿。在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迺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七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伕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伕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缴枪，掉下了眼泪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七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七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有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七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在这听信吧，别瞎跑了，听说要往外打，你跟军部一块走吧。”
　　李润棠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唉声叹气，如锅上的蚂蚁。我问他郑洞国的动态，他说：“郑洞国有什么办法啊？他只身一人，平常称孤道寡，现在谁理他。昨天向他请示，他也束手无策，现在新七军要自己拿主意，等命令已经来不及了。”
　　我与赵小姐谈谈她家情况，谈谈跳舞。我是故作镇静，心中非常焦躁。赵小姐说：“你的太太没到长春有多好啊，一个人真方便，我现在跟着他多累赘。我要走他不让走，真要打出去，我害怕。”
　　晚饭在饭厅遇到军部的龙国钧参谋长，副军长史说及各处处长。我利用这个机会，尽力鼓励他们突围：“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得太少，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到了半夜，李润棠开完会回来，他说：“三个师长都同意向沈阳突围，打算明晚上就行动，你就在这儿吧。”
　　19日，情况又变了，长春围城司令员肖劲光派代表与新七军副军长交涉：劝说放下武器，举行和谈。这样一来突围的计划又搁下了。经过解放军的代表与新七军的代表多次面谈，又经过新七军三个师长的同意，决定和谈，李润棠把和谈的条文拿出来给我看。
　　条约有一二十条，我从头到尾看罢计上心头，条约第三条写道：新七军尉官遣送吉林，明春送往辽南开垦，不愿参加者听从自便。我决定化装一个尉官，潜到尉官队，先到吉林后到辽南，以后再回北京。
　　新七军军部的楼下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各处办公室，现在各屋都挤满了人，一些太太、少爷也搬到这里，督察处的一些特务也混在里面。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在这儿。他小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呀，人家有人打听你呢，找一个小屋子躲起来，到晚上溜走吧。”
　　我心想，有人打听我，就没有人打听你，我的官比你大吗？心中有些不愉快。
　　晚上李润棠对我说：“方才龙参谋长说，我们已与共军签订了和约，老关在咱们这不相当。”
　　我一听火了，决心离开他们。李润棠说：“你不要走，由我负责。平素是朋友，现在就不是朋友了吗？人情不能这样，胆小如鼠，根本就不是军人！”
　　20日上午，新七军军部大楼挤满了人，不管哪个部队的官兵，都到这来了，似乎从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把参谋处管总务的焦副官找来，叫他给我找一套尉官的棉服，他出去不一会儿，拿了一套新棉服，对我说：“您穿吧，不合适再换一套。”
　　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制服，他们不在乎。”
　　焦副官又把他的一双新皮鞋给了我。
　　我这样一改装，赵小姐说：“像一个排长。”
　　我们正在楼上换衣服，院中枪响了，猛然间冲进一群八路军，穿着灰棉衣，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七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上，勤务兵杨成荣对我说：“明天到吉林，身上既没有红钱（指解放区的钱），也没有金子，得想个法子，不然到吉林花什么呀？”
　　他一提我想起来了，虽然身上有一个金戒指、两块手表和一块怀表，但都是纪念品，不能卖。平常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几两黄金在大马路金店存着，那是六十军的防区，过不去，有一些长春中央银行的本票，现在也成了废纸，只有在新七军防区内找办法了。我拿起笔给一个姓庄的朋友写了一个条子，杨成荣去了，拿回来五块银圆和一个金戒指。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蹋。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七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