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何智丽-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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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智丽在千叶一露面，马上引起中国记者们的注意。
中国新闻社记者王平、王健在五月四日从千叶发出电讯《千叶赛场巧遇何智丽》，他们写道：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何智丽，今天与其夫小山英之先生双双出现在本届世乒赛赛场上，引起中国记者的注意。
何智丽看起来比以前苗条了许多，人也显得精干，她看起来也十分高兴同国内记者相遇。
四年前，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勇夺女单世界冠军。后来，她与日本人小山英之先生结婚，现已到日本约两年。
何智丽目前住在大阪，她是特地前来观看世乒赛的，现在她在一家银行管理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同时在该银行的人事部任职。她初来时曾经上学，目前日语水平大有提高，日常会话、交往等已毫无问题。
问及她是否还打球，何智丽笑答，她已不像以前那样练，打得比较少。
如今的何智丽，从言谈话语之中可以感觉到她已是小老板的身份，但衣着很是朴素、自然。她上穿一条长袖蓝衫，下着一条普通的牛仔裤，言谈之时，其目光闪烁，仍不失当年手举盖斯特杯，登上世界女单冠军领奖台之时的英气。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怎么会把何智丽当成“小老板”呢？
其实，这纯属误会。
何智丽曾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回沪探亲。她在一月二十八日告诉笔者，她谢绝了好几家日本俱乐部的邀请，而只是答应加入大阪池田银行俱乐部。她并非这家银行俱乐部的“小老板”，而是教练兼队员。
何智丽说，她选择池田银行俱乐部有几个原因：第一，池田银行是日本的大银行，财力雄厚。
第二，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对她非常看重，愿意花一千五百万美元为她专门建造一座乒乓球训练馆。
第三，池田银行俱乐部离她家很近，开轿车去五分钟便到，骑自行车去也只用十分钟。
这样，何智丽便正式担任了池田银行俱乐部的乒乓教练兼队员。
此后，从一九九一年七月开始，池田银行俱乐部动工新建一座现代化的乒乓球训练馆。这座训练馆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落成。馆内装有冷暖空调、可变灯光。底层安放了五张乒乓球台，楼上则为健身房。这座乒乓球训练馆，成了何智丽“东山再起”的基地。
正因为何智丽准备复出乒坛，所以她和小山英之一起前来千叶观赛，以摸清世界乒坛的“行情”。
在四十一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比在第四十届世乒赛时输得更惨！
在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在团体赛中败于瑞典队之手，虽说丢了冠军，也还得了个亚军。这一回，中国男队竟然跌到了第七名！这是中国男队自一九六一年以来，第一次在世乒赛上被排除在团体前四名之外。
面对惨败，中国队教练郗恩庭只得这么说：“我想象不到回国后将是什么样的。男队在精神素质、作风斗志方面都比较差，遇到挫折，排除的能力就弱。这一点，我从一年半前接手男队时就看到了。但当时没有充分估计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一干，才知道要改变和扭转这种状况，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人员青黄不接，对有些队员，虽然一直也摸不到他的思想脉搏，但也没法换掉。另一方面时间太短，虽然有一些想法，但还不能一下实现。现在看来，精神上的差距比技术上的还要大。平时训练不严格，意志不坚定，关键时刻想咬想拼也做不到。现在的工作就是尽快刺激队员摆脱失利的阴影，一切从‘零’开始。”
就在中国男队惨败之际，中国女队也惨遭失利，居然丢失了已经蝉联八届的女团冠军！
中国女队是在与朝鲜联队进行团体决赛时败北的。
中国队出场的第一主力为邓亚萍，而朝鲜联队出人意料地不用女单亚军、名将李粉姬，却起用十八岁的新手俞顺福。
俞顺福显然对邓亚萍进行过透彻的研究，而邓亚萍对她则一无所知。俞顺福不费力地击败了邓亚萍，一下子轰动了全场！
紧接着上场的中国队第二主力高军，又败在朝鲜联队名将玄静和手下……这样，中国女队痛失了考比伦杯。
记者描述了当时泪流满面的中国女队：
离开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张燮林感慨地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站在人家（冠军）旁边。而乔红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邓亚萍、高军、陈子荷咬紧嘴唇，想哭，又不愿当着外国记者的面流眼泪。
二楼展览厅旁走廊上，姑娘们一前一后，神态凝重地跟在张燮林后面，默默地走着，没有一点声音，而一回宿舍就一个个蒙着被子大哭起来。张燮林绕了个圈又与我走在一起，他寻思着说：“乒乓球这个东西真使人不可捉摸，朝鲜联队的主力李粉姬第一阶段状态不好，今天他们换上了个替补队员俞顺福，但就是这个替补队员一人拿了邓亚萍和高军二分…我看着这位中国乒乓界的功臣稀稀的头发，不由想起一个多月前在上海采访国际乒联器材委员会主席。美国的哈里森的一句话：“你的头发都给乒乓球拔掉了。”我想，中国女队虽然今天失去了“考比伦杯”，但是，中国姑娘八连冠的世界纪录却永驻人民心中。面对着男女队的惨败，中国代表团团长徐寅生承认，“关键还是本事不够”。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有记者问徐寅生对男女团体比赛结果有何评价？
徐答：“这次男女队失利，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是本事不够。选手凶狠有余，稳健不足，逆风时相峙不了，也没有改变的余地，打法也越来越简单。所以马文革一连丢那么多分。从思想上看，缺乏韧劲，没有一分分拼。个别运动员名气不小，现在一些大赛往往指定要名气大的参加。有些人参加了比赛，也拿了成绩，以为自己就是明星了，其实本事并没到这一步。
“昨天女队也没有打好。有人说不该出高军，但换了别人是否就能赢呢？邓亚萍求胜心切，想一板打狠打死，没有调节余地。”
郗恩庭插话道：“张燮林昨晚也有些后悔上高军。”
徐说：“上别人输了，他也会后悔。昨天我和李富荣给女队开了会，鼓了劲。
我们这些人都打过败仗，能体会队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上海人斗蛐蛐，败了，使劲扔它几下，让它晕头转向，放下就咬。我跟高军说，与其后悔，决心苦练两年，不如现在咬紧牙关打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别管它那么多。”“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论战“无可奈何花落去。”
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双双失利，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乒坛上的“王冠”
落地，中国乒乓球界在严重失败面前，不能不进行反思。
在这次反思中，中国乒乓球队除了反省自身的错误之外，深切感受到了所谓“海外兵团”的严重威胁。
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给中国乒乓球队带来的新问题。
在中国没有实行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不存在着人才外流问题。那时，人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太多，就像北京夏天的西红柿那样又红又大又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了！”
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打开了闭关已久的国门。于是，“出国潮”在中国掀起，那些“又红又大又多”的“西红柿”也随着出国。
这些“西红柿”到了国外，一下子身价百倍：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球队退役的教练们、世界冠军们，成了世界各国争相聘请的“奇货”、“珍宝”！
于是，“出国潮”在中国乒乓球界变得汹涌澎湃，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见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前教练”，“前冠军”们。
于是，每一届的世乒赛，成了原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前教练”、“前冠军”们的“大团圆”的盛大节日。
许多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冠军”们，要求代表移居国参加世乒赛团体赛。
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海外兵团”的威胁。
为此，在一九八九年，国际乒联在中国代表团的促成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在移居国外满六年后，才能有资格代表所在国（或地区）参加团体赛。特殊情况，如经两国（或地区）协商，缩短到两年也可参赛。
耿丽娟原本作为中国队主力，夺取了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团体赛冠军。她移居加拿大以后，要求代表加拿大参加世乒赛的团体赛，遭到拒绝。她为此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由于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认国际乒联的决定，因此耿丽娟未能胜诉。
不过，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的运动员，只要加入了某国国籍，则参加单打不受限制。
至于在国外出任教练，就更不受限制。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体育导报》的记者东叶在日本千叶第四十一届世乒赛现场扫描，记述了这样的镜头：“只见江嘉良坐在马来西亚训练桌前，李赫男坐在美国队训练桌前，胡玉兰坐在法国队训练桌前，王大勇坐在比利时队训练桌前……而王燕生则穿着挪威队球衣，王晓明身着法国队球衣，丁毅穿着奥地利队球衣，陈新华身着英国队球衣，耿丽娟与她的罗马尼亚丈夫都穿着加拿大队球衣，还有倪夏莲、马金豹、周兰芬……数都数不过来。从亚洲到欧洲，从疆土广阔的美国到幅员窄小的卢森堡，几乎都有中国球星惨透其间。”内中提到的：江嘉良，蝉联第三十八届、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李赫男，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胡玉兰，第三十二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马金豹，曾在中国乒乓球队任何智丽的教练。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通知何智丽“让球”的，就是他；他们原先都是北京的“西红柿”！
此外，还有：
第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张德英，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乒协；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曹燕华和丈夫施之皓——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的中国队主力，在德国任教。
曹燕华在德国发起成立乒乓联谊会，参加者有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童玲等；原河北队的齐宝华、北京队的陈丹蕾，移居香港，成了香港队的主力；中国乒乓球队原队员刁文元，成了圣马利诺队队员。
据中国乒乓球队不完全统计，以各种途径出国而到国外乒乓球界任职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已近三百人。
当然，这只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据一九八五年前往日本打球的原中国乒乓球队女选手陈丽丽说，在日本打球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达一百多人。而张德英说，在美国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也有百把人。
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很多教练、运动员在“出国潮”中出国已多年，但是使中国乒乓球队有了威胁感，则是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
在这次比赛中：
由王大勇执教的比利时男队从上届的第十名跃至本届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的中国乒乓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