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试验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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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温州教育事业大倒退的原因所在。

　　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在温州成为最穷的阶层。温州农村小学教师的年收入仅有八九百元，生活最为清苦，难怪温州小学教师的合格率居浙江全省末位！稍有能耐的人，不愿做“孩子王”了。我不由得忧心如焚：长此以往，“永嘉学派”的发源地，号称“人才辈出、文风鼎盛”的温州岂不走上文化衰落的歧途。

　　今日的温州人总是以历数苏步青、夏鼎、黄宗英等文化名人为自豪，可是下一代的温州人能出多少文化名人就不得而知了。

　　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迷信盛行。一天，我骑自行车路过温州九山湖畔，在那条并不热闹的马路上竟遇见三个算命小摊。在永嘉桥头镇，我拍下一张照片：一位“算命先生”正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个青年妇女在虔诚地洗耳恭听，而小摊上赫然竖着“科学看相”的招牌！在今日温州农村，那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新屋固然令人瞩目，可是山上那像巨大的沙发椅似的考究的新坟也随处可见。已经出现许多靠修筑坟墓发财的专业户。新坟越造越大，越来越阔气，花几千元造一个坟墓。未死的人们在攀比着未来的阴间“住宅”究竟谁的壮观——许多坟墓是空穴，是替健在的人预备着的！在向阳的山坡上，新坟成群成片，已是温州“胜景”之一了。

　　温州的百好炼乳、西山瓷砖等不愧为名牌产品，质量优良，饮誉中外。可是，眼下有些个体户的产品，质量令人担心。我在永嘉桥头镇买的手枪式试电笔，虽说样子可爱，可是回家后插在电插销上，那指示灯还不亮！原来，那是个滑头货。这当然只是一桩小事。在乐清柳市镇埠头，我曾见到一艘装满锈迹斑斑的变压器的船，感到疑惑不解。问了熟人，才知道有人专在上海一些工厂掏电器旧货，廉价买进，进行拆修、擦洗、喷漆之后，以略低于正品的价格抛出，从中牟利。一位技术人员对我说，永嘉桥头的钮扣质量是不错了，而柳市的电器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有些电器毕竟不是个体生产能保证质量的。

　　我在上海上船时，见到几位温州青年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拆掉，你拿三角架，我拿前后轮，化整为零，分散着上了船。启航后，他们在船上装配成整车。下船时，大摇大摆推下船。据告，花170多元在上海买一辆名牌自行车，到温州便可翻一个“跟斗”，以380元高价售出。“牡丹”香烟到了温州，可以翻几个“跟斗”哩。这种几倍于原价的高价紧俏货，在温州市场上常可见到。

　　我还遇见一位卖商标的小贩。那些织着日文、英文的服装商标，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我试着问了一下，花十几元可以买几百个。这种商标，也成了“小商品”，用来缝在自产的服装上，一下子便变成了“进口货”，可以蒙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外地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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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幸在大改革的浪潮中回到温州，既是探亲，又作采访。我见到温州明媚的一面，也见到灰暗的另一面。我愿用我的笔，写下真实的温州的面目。

　　我以为，眼下给“温州模式”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温州市有关部门对于个体经济采取“六自”方针——“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分配，自生自灭。”一场大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对于“温州模式”褒贬不一，毁誉皆有。我呢？在我看来，“温州模式”的最恰当的评价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人正在以自己“善贾”的特长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大显身手，而温州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是一场尚无定论的试验。既然是试验，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但是，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这场在温州地区进行的试验，都会给当代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亲爱的读者，我写下我在温州的所见所闻，与其说给你献上了一篇报告文学，倒不如说给你出了一道思考题。

　　你说对不？

　　（原载《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