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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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的小麦，与水稻近似，也是属于自花传粉植物，雄蕊和雌蕊同体同位。研究小麦良种的专家们就没有袁隆平先生那样幸运。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像解决“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问题一样，探索出小麦杂交育种技术。我是一个爱吃面食的北方人。我常常想，如果有谁能把小麦杂交育种技术的难关攻破，其贡献不亚于袁隆平先生，奖给他一千万元我都拥护。
在我们这里，有一句农谚说，产于我们这一带的农作物，丰收的标志是，“谷三千，麦露齿，豌豆好收八蓬子”。其实，就小麦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每亩地打上一百多斤就是好收成。因为虽然另有“哭不活的伯，瞎不枯的麦” 和“稠谷子稀麦，坑死老伯”这样的说法，但是，生长期较长的小麦并非是铁杆庄稼。过去的小麦秸秆长，种得稠了，容易倒伏。往往在抽穗期间，一场风雨过后，麦子从根部连同青青的穗子，卧在地上，搞不好就是颗粒不收。小麦育种专家们，通过多年的研究，重点在小麦秸秆的“矮化”上做文章。他们通过多种方法，包括杂交技术，诱使不同的小麦种子发生基因突变，从中通过粒选、穗选和株选，挑出矮秆品种小麦，然后历经试验、推广，花十几年工夫，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最初的“矮丰三号”到后来的“宛7107”，推出了一代比一代更加优良的小麦品种。
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优良品种的大普及，带来了小麦亩产的大提高。要再为孙乃社的诗，狗尾续貂地添上几句，有可能把单干后粮食增产说得更完备一些：
换种（3）
。。。。。。
种了几亩责任田，
种子换换，肥料换换。
麦子浓密秸秆矮，
穗也饱满，粒也饱满。
收打以后进仓库，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
。。。。。。
当然，这几句是加不上去的。孙乃社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了也不会写，反而会对我加上去的句子嗤之以鼻：“你们这些年轻人，读的书算白搭了，不知道写诗不可太实的道理，哪能这么没有水平，把种子、农药、化肥也写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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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粮
不要说后来县委书记在全县 “三级干部会议”上，拿孙乃社的诗作为反面典型，痛批小农经济意识，如果让孙乃社知道了，是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就连孙乃社本人，这种怡然自得的心情也没有维持几年。一肚子又粗浅又酸腐学问的孙乃社，分田到户后，主动地当了自己家里的会计，一年记一本收入支出的明细账。那首诗，是一种满足现状的定性描述，这本账，才是对现实生活的定量分析。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麦季，我们寨子家家户户大丰收。看着囤在屋子里那么多的粮食，孙乃社心里的喜悦无法形容。他有生以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属于自己家里的小麦。他找来一个本子，记了一笔账。全家七口人，打了八十六个“长虫皮袋”小麦。（“长虫皮袋”又叫“蛇皮袋”，我们那里的群众把蛇叫做“长虫”。装化肥的口袋是塑料篾子编织的，很像蛇皮，故得名“长虫皮袋”，化肥撒在地里后，这种袋子用来盛粮食。）每袋按一百斤计算，一共打了八千六百斤小麦，大人小孩均拉起来，全部吃白面，每人每年消耗六百斤，只要四千二百斤就足够了，节余四千四百斤，也就是说，足够两年吃了。不要说秋天还有更多的收成，就是颗粒不收，一点也不存在生活问题。
已经替代贵亭叔当了八组组长的刘继安，向各家各户宣布了交公粮的数字以后，大家很不习惯，因为这在生产队的时候，本不是群众考虑的事情。那年月，在粮食收打以后，自然由大队安排，生产队执行，群众只管“扬鞭催马送公粮”就行了。不过，大家很快由愕然变为释然，上缴“皇粮国税”，千古一律，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当农民的，不上缴粮食，解放军吃什么，谁来保卫国家？工人老大哥吃什么，谁给你生产农药、化肥？干部们吃什么，谁带领你走上致富道路？这是人人都能够想得通的简单道理。再说，平均分配，一口人才三十二斤，牙缝里漏下来的就够了。孙乃社家需要上缴二百二十四斤，不过是两个“长虫皮袋”多一点儿，就这么多粮食，犯不着心疼，拉去交了就是了。
要不是高楼乡的领导们，早已预测到各家各户交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事先做了周到严密的部署，交粮的秩序肯定混乱，千家万户拥进了粮站，交不多粮食，也要排上长龙一般的队伍。英明的领导们预见性很强，把全乡群众划了几个片，分期分批进站交粮食，虽然仍要排队，一般的，排不到一天，就可以把粮食交上去了。
上级提倡交公粮，卖余粮，所以，大家都没有按照自己分配的任务交粮，而是都多交了一倍以上。拿到交粮条子以后，刘继安把条子收集起来，交给了村里，村里再拿到乡里进行结算。扣除了乡统筹、村提留这些五粮三款，分到各家各户的钱基本上没有了，大家也不见怪，因为事先已经算好，交上去的粮食，公粮和余粮折成钱，足够他们扣了。
刚刚单干的前几年，年年丰产，屋里盛不下了，家家户户喜欢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可是，粮站没有那么多的仓库，也装不下了，国家调拨的速度跟不上形势发展，上级开始限制收购，严格控制群众上缴粮食的数量，再也不提倡卖余粮了，这就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卖粮难”。
我们寨子里的老百姓，没有多少副业收入，全指望用卖粮食的钱抵顶五粮三款。况且这几年乡、村领导学能了，发明的扣钱名目越来越多，除了五粮三款，还有各种“民工建勤以资代劳”啦，“保险”啦，“人防费”和“畜禽防疫”啦等等说不清的项目，累计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说，卖粮本身，也是群众干了一年换成现钱的机会，夏季卖小麦，一季管全年的上缴款，秋季卖粮食，是落到自己腰包里的。小孩子要上学，年轻人要婚嫁，老年人要下葬，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没有钱啥事儿都办不成，不卖余粮怎么行？于是，多卖粮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县里的崔县长，冒着政治风险，跑到省里为民请命，终于要回来了增加公粮收购的指标。分配下来，各家各户增长了一倍多，老百姓好好地喜欢了一阵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乃社写下了那首诗，###了他长期潜存在心里的“小农经济意识”。
毛主席的辩证法真的厉害，他老人家说“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规律十分灵验，又过了两年，沉重的粮食任务又成了老百姓的负担。任务上去了，就降不下来了，收成不好时，仍然得上缴那么多的粮食，老百姓又开始咒骂起那个早已调走的崔县长来，骂他太缺德，把任务长上去了，一拍屁股就走了，下一任的虽然不姓崔，也是“催命鬼”。到了夏粮征购的时候，干群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关系，一些不愿意交那么多粮食的人，想方设法给领导对赖，让他们征收粮款的茬子越来越高，征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孙乃社把几年的账本子摆在一起，算了一笔细账，终于发现种粮食，不但不赚钱，而且赔钱。精打细算，扣除种子、化肥、农药，一亩地基本上扯平，所有的劳力投入等于白干了。于是压减经济投入，谁知产量降了下来。孙乃社再也无心写诗了，开始对那几个鼓噪上访的人打心眼里赞成。后来，“上访专业户”刘继先他们几个的炮弹，有一些典型的数据，就是孙乃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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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大肚（1）
80年代最初的那一年，计划生育工作被列为基本国策，一上来势头很猛。许多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最早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的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这个活了一百岁的老学者，据说有大小两个老婆，一个叫张团妹，一个叫王仲贞，两个女人为他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快六十岁的老人马寅初，可能痛感孩子多了，是一种拖累，再加上走遍美国，学识渊博，忧国忧民，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解深刻，在1958年就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谁知与伟人毛泽东的理念相差甚远，于是挨了大批判，被打趴下了几十年。“批了一个人，多生好几亿”，到我说故事的这一年，我们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比刚解放那一年的人口膨胀了五六倍。
我们马寨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政坛上，曾经为人口生育进行过如此激烈的斗争，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站在毛主席一边。尤其是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真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多子虽然没有多福，他们依然在传宗接代上，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对于生育后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里本来土地资源缺乏，人口剧烈增加，吃穿都成了大问题，反正依靠的是大集体，劳力多了，当然挣的工分也多，没有人肯替国家分忧。
实际上，毛主席在世时，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一些领导讲话时，幽默地动员上上下下，干部职工群众，“男的要###，女的要戴环，领导干部要带头”，喊了近十年，效用不太大，该生的照样生，人口增长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地降下来。
治乱要用重典。这一年上级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生的一律结扎。”控制生育的指标数字层层下达，采取的措施一级比一级严厉。咱们这个省，历来好刮风，各级都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在首位，采取绥靖政策，大打一场节制生育的攻坚战。
紧接着，高楼乡机关人员和村组干部全部编成了“小分队”，主要任务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工作的重点放在计划生育上，一年四季不停地抓“大肚”。
我们马寨的墙上，到处写有宣传计划生育的大标语，最为醒目的是：
对抗国策，死路一条！
一户生育，五户联保！
要生不要命，要命不要生！
超生对象，人民公敌！
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让超生对象插翅难逃！
这些口号十分吓人，你要是第一次看到，一定会觉得杀气腾腾的。
支书刘庆典的兄弟媳妇兰秀娟，是我们村的计生专干。她这个女人在没有过门时，就是她娘家那里的妇联主任。嫁给刘庆玺以后，一直没有当什么大队干部，大队安排她学习了接生技术，她在大队卫生所当接生婆。到了抓计划生育的时候，得到了提拔重用，成为计生专干。有了领导职务，这女人的积极性爆发出来，工作就像“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在她的肚子里，有全村育龄妇女的一本账，谁家的女人肚子只要鼓起来，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领着小分队，抓了这个抓那个。全寨子的妇女们恨死了她，看见她就急忙躲起来，说她是“催命鬼”，没有少骂她的祖宗八代。这更让兰秀娟觉得自己的工作神圣，没明没夜地跟着小分队抓“大肚”。
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的媳妇，怀上了第四胎，听到春季计划生育大突击的风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跑了个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