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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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顺坪粑摇暗际Α薄ⅰ熬窳煨洹保∫蛭有【吞焦芏喙敝牵远杂谡庑颐挥惺裁雌坏母芯酢Ｎ以谒锏拇鲆膊⒚挥幸蛭庑┐词裁春么Γ钡�1986年，我在所里才分上房子。相反，我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62岁的时候，我到了美国，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第一个冒险是62岁还要去学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不学开车我没办法走路啊。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个冒险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毕竟当时我60多岁了。
侧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嘀咕：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曾经他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也曾经沉寂多年，后来因为一本《浮生论学》和《告别革命》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是在他沉寂多年之后的：话说是在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对诸多问题的看法，聊了很多。碰巧，我的好多看法跟老爷子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短短时间内认识一个人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至终的敬意，观点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其次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1）
许倬云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198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程》等。
口述：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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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学，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比如说沈治平教我们英文，他上课不是叫我们背课文，而是教我们解析句子。他是在游戏中教我们学，比方说他会让一个同学说一个词开个头，然后让其他同学一个个接词组成句子。一堂课下来，大家共同组成的句子写满了一黑板。因为我身体不好，小学初中都没有读过。忽然在1945年猛一头栽到正常的中学里去，很不适应，虽然国文和历史的底子打得不错，但是英语、化学、物理都没有底子。学校对我也很宽容，国文和历史两门课给我的自由度很大，可以让我自己看书。还有我们下了学之后，五六个同学组成一组，哪个同学哪个科目特别好，就帮其他同学辅导，互相帮忙。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们那时4点半下课，然后就在一起学习，不到6点我们都不回家。当时那些非常好的同学，我们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那时中国的局势变得非常动荡。作为难民学生，我读了三个月的高三下，那三个月没有读到什么书。第一是生活不安定，二是当时我读的那个学校跟我原来读书的辅仁中学没法比。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在无锡留下来绝对不可能，准给干掉。恰好我当时有个姐姐在台北，所以全家的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赶到台湾去了，我也跟随父母在那时到了台湾。台湾本来只有三百六十万人口，突然增加了一百五十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但是当时我们心里支撑自己的信念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但是在自由和民族之间做出选择是困难的，经历了抗战的那一代人对于民族看得很重，中国这两个字在他们的心里是神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台湾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还是中国的地方，还有中华两个字的国号，虽然在蒋家统治下也没有多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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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之后在本校第一次办的文科研究所读的硕士，然后又到美国去读书。这就是我大概的求学生涯，其中最重要的时期就是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些从国内撤到台湾去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人数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可以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其他的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同时兼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我后来出国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她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这让我跟别的同行比起来在专精程度上感到很惭愧，要说终身做的比较集中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古史。 。 想看书来
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2）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我在台大的时候，跟李济先生学的考古学，跟李宗侗玄伯先生读的是古代社会，跟董彦堂作宾先生学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不愿意出门的老先生，就让我们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车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的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跟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根本没有上下课的概念。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个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比如说年历学，教到后来他说他讲不来了，就找了一个朋友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
对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对于历史就比较感兴趣。到台大之后，我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但是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到了我，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考卷的内容不好意思说，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所以他对我有印象，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我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没有多久，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他老人家的样子，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的历史驳杂的很，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但不太专心。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了。
在芝加哥大学亦复如此，所以现在我都很难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我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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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撤回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7年。我到台大读研究生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在台湾是由一个由三到五个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一个学生。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指导我的几个老师的治学思路、方法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当时我思考的不是事实，是思路。
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3）
后来1962年我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后来在1964年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