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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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天真好笑、活泼讨厌的孩子。
我当时不敢笑，但也不知如何回答。
有人说，青年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画最丑恶的形状。
是谁，在这些白纸上乱涂鸦，涂得四不像。
然而，在抄家的手法和动作上，肯定有老手的培训，也可能是当年抄胡风集团的老行尊。
但当他们抄到一张放大数倍的北京地图和一卷宋之的墓地的图纸时，便欣喜若狂，则暴露了他们的极端无知。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来选了颐和园西一块地，因北京市另有需要，要求调换，便给了我一份大地图，以便量地；宋之的墓地图纸，解放初期，对死人都较优待，给你好地，如陈波儿，不仅给两穴地，且全用大理石建筑。但到“文革”时，不少墓穴都被翻得七零八落，宋墓铜像大概也被撬去做纪念章了。
虽说抄家的主要目标没有达到，但“收获”也还是不少。
七八个人，每个人带来的大包小包都装满了。
妻子一直盯住一位拿走她一对金戒指和银行存折的姑娘。
一位小青年拿着一副裸体女人的新扑克牌，左右晃动着：“这东西你也玩。”然后，放进口袋。
他们走后，据邻居说，外面放风的有十余人之多，一直排到胡同口。
我想起在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的时候，孙师毅曾提示我注意“二流堂”会被翻出算旧账，我却因为几次大运动都没有动到我，心想大概这问题总是过去了吧。有人认为“反右”时冥冥中一定有人暗中在保我，但决不是夏衍，因为那时他也岌岌自危，自顾且不暇。
此刻，我回想孙师毅的话是叫我把有一些东西该销毁的销毁，该串连的串连。然而，我当时却失去了警惕性。
一九六三年，潘汉年的所谓“反革命大案”查明以后（一九五五年潘案在党报上也是通栏大标题，但所占的篇幅只得一半），被假释住在南郊某农场的小别墅。他每周日进城，便来我家，公安部负责人告诉他再等候批示。
到一九六六年“文革”起，潘又被关押入狱，潘妻董慧匆匆来告诉我和孙师毅，我便纷纷奔告在我家曾与潘会见的诸友，我一个个问：“你们在我家没有见过潘吧？你们看见潘在座就走了吧？你们不认识潘吧？”
然而，这回我却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事先没有和几个有关的人交谈一下，也就是革命造反派所谓的订立攻守同盟，外调人员当然不止找我一个人写材料，如今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自相矛盾，岂不是自找苦吃。
虽说攻守同盟被发觉罪加一等，你如果自己不说，谁知道你跟谁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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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牛棚”
“牛棚”一入深似海，从此失却逍遥身。这“牛棚”真好气势，绿油油的琉璃瓦，光滑滑的水磨大灰砖。纵然是夹在两座高楼之间，也不失其雄伟。
若把它与皇宫相比，也不过是黄瓦红墙与绿瓦灰墙之异而已。
进入庙堂，好不庄严肃穆，一派祥瑞之气。如今用来禁闭黑帮，正是替天行道。
我是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便不知天高地厚。竟和“革命小将”顶撞起来，关进“牛棚”，岂不活该！
管理这“牛棚”的负责人，是歪脖司令，他对我表示恰如其分的关切，颇为照顾。
司令每天要督促黑帮们写各种材料：自我坦白与对人检举，以便了解大势。每天晚上交卷。对我则要求写从三十年代至现在的电影界人物的情况，我说：“尽我的记忆，写一本人物辞典吧。”
他显出非常高兴。
于是我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硬皮练习簿，按姓氏笔画编起来，我编得很慢，因为要慢慢地想。
我也不像别人要每天上交。居然活得逍遥自在。
七次抄家
抄家一共是七次，其中有一次是我老婆单位来抄家。抄家的人声明与我无关，我也总得奉陪。也是这个单位，又来抄我儿子的家，我又得奉陪。
事因他们在抄家中发现一本《修改党章的报告》，我儿子在上面将原来的名字删去了，十一岁的孩子，就已经红得吓人，他认为修改党章，除了毛主席，谁有资格修改，他就学主席的签名式写上：毛泽东。
而那个单位既属于空军的建制，又是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政治部，他们嗅出有小反革命的气味，因此只好再辛苦一遭。
其他还有几起，收获就不大了。
这几起抄家比第一次有所不同的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本来嘛，这是革命行动，怕什么？那些青年究竟是初出茅庐，实在天真得可爱。他们把裸女扑克牌抄去之后，也只有夜里关了门才敢拿出来打。
那几天，大概抄家的革命行动很普遍，我在厕所内听到夏衍的家也被抄了，边谈边得意地哈哈大笑，为的是，他们在抄家中发现夏太太坐在睡床边沿，抄家的人士看到她似忐忑不安，叫她离开，她嚷道： “那是我的东西呀！”原来是两根金条。其他被他们抄去的如古书画、邮票等等均甚为丰富。
对我的第七次抄家领头的是“歪脖司令”。
在“文革”那个伟大的时代：朱总司令早已有名无实，彭总则已打倒，在等待最后收拾他的老命。其他的司令不是被打倒了，便是夺了权，只存虚名。现在当权的是蒯大富司令，一声号令，千军万马便立即出发。各地新人辈出，文化部造反派又有陈女司令，“牛棚”这时候，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统治这“牛棚”的最高领导则是一位歪脖司令 （对不起，我至今仍不知他姓甚名啥）。
歪脖辖下有六七名正副部长，其他司、局、处长数十位。齐燕铭，因为他原是国务院秘书长，被押回去了。夏衍、肖望东、颜金生、陈荒煤、赵辛初、钱俊瑞等，后来都被押回或由北京卫戍司令部送进秦城保管起来。只有赵辛初，他是湖北省委书记，大概此君在位时与人无怨，所以也没有人来揪他。从他后来在干校工作的认真、吃苦耐劳及与人相处以至“文革”后返湖北省委原任，对文化部及干校熟人，有来访或有所求者，都以助人为乐，看来，他的“太平日子”大概不是无因的。
“牛棚”的热潮已过，忽然有一个姓杨的新调副部长来到，他一到来，便直接进入“牛棚”（他的组织关系大概也交给歪脖司令了）。杨太太因为生了九个孩子，被委任为节育办公室主任。受任之日，她颇有为难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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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案组（1）
陈伯达曾说他是小小老百姓，被毛主席嘲笑一通。我绝非东施效颦，我在文化部，确是个小小小人物，只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上面号召每个人都要触及灵魂。但每个人似乎都怕触及灵魂，于是大家都想找死魂灵来代替，大家都紧张地挖脑袋。
首先被人想到的是个女副局长，嘴尖唇薄，时常听到她与电影厂吵吵闹闹。给她个衔头也想破脑子，既然是女的，就给她冠上个母夜叉吧。
但唐某，搞死电影的，一年到头下农村（据说全文化部我下农村的时间最多），忽然有人发现此人与夏衍是三十年代以来的老友，于是大字报一张贴出，它引发了思路。第二张，此人好吃，到南方在吃鱼生，以致住院数月打肝吸虫。接着：唐某是陈沂、潘汉年的走卒，“二流堂” 主……。
这天，有个政治部的光头干部走到电影局来看大字报，这类干部，政治细胞活跃：“此人可以成立专案组？”他问身旁一个人。真巧，那人曾在八一厂呆过几天，他露出金牙，谄笑一声，细说根由。在此狂风大浪中，各人都想捞一根稻草，使自己不致沉溺，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向造反司令献计设“唐瑜专案组”。但他们对“二流堂”尚未加以重视，只是觉得此人和反革命分子、大右派、文艺祖师爷等的复杂关系，必然大有油水。最少自己也有个安身立命之地，多少人在这时候都想找一个避风塘。
我与江青无冤无隙。抗日战争前夕，我主编的《联华画报》还替她发表过关于桃色纠纷的公开信。我的专案组纳入她的领导，对我的问题，应该可以获得较为公正的对待了吧。
专案组的办公室似乎比过去热闹得多，时常有一些穿军服的人来来去去，每逢有军人到来，他们便停止了审讯，大概是听指示去了。
现在我是属于中央的人了，我的专案组叫中央专案组。人们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小人物怎的一跤跌上了天，全国十亿人有几个能获此殊荣！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跃升中央专案组，正是江青旗手的提拔。
再后来我逐渐明白，她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轻撒网，捉大鱼，那大鱼正在毛主席和她身旁。
专案组的头头光头和金牙，改用了笑脸、柔声。但我已看出，后面藏着一把刀子。
审查的重点略为变动，由浅入深。
看情形，似乎我的这个专案组已与苗子的专案组结成姐妹组了。美院和文化部都有专为“二流堂”而办的小报，那个组的人不时带着问题前来寻求解决，我组的金牙也不时缺席，大概是前往取经。
我开始提高警惕，三思而后说。一些老运动员（又称老油条）的术语，我开始大量使用：“不记得”；“时间太长了，一时想不起”；“没有这个印象”……。
光头终于亲自上阵，为我带“路”了。
“你住在‘二流堂’，那地方叫四德村，你为何老往观音岩那边跑，去找谁，干什么事？”
“那边有许多朋友，应云卫、史东山、宋之的、葛一虹……。”
光头截断我的话：“他们都住在张家花园是不是？我问你的是旁边另一条下坡的路！叫做什么垭？”
我说：“叫枣子岚垭。”
“对，叫枣子岚垭。去干什么，找谁？”
“找副厂长冯亦代。我的出版社在中央印钞厂印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张骏祥的《万世师表》，还有一本宋之的的《雾重庆》，三本书。”
“我问你到冯的斜对过，不是去印钞厂！”说完，他用手狠狠地在桌上捶了几下，额上青筋暴出，狂叫：“死路，死路！”
这好像人家在形容日本皇军对老百姓的说话：“你的不说，大大的死路！”一样的语气，使我摸不着头脑。我很想说：“太君，死路的没有。”忽然想起这是中国的太君，他看到我嘴唇在动，鼓励我 ：“说呀，说呀！”我怎么好说。
还是金牙有办法，他拿起他的木板：啪啪啪！“装什么洋蒜，死路，死路，找王新衡！”
几下板子，把头脑打清醒了，原来说的是“漱庐”，军统局属下的一个特务机关，是王新衡办公的地方。
专案组挂上中央的招牌之后，似乎颇有新的气象，人员方面也由原来的四个人增为五个人。
光头的开场白中透露，其主攻方向大概是直向“二流堂”，因为这是一个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成堆的地方。
他说：“你把‘二流堂’堂员是哪些人，详细说一说。”
“‘二流堂’没有堂员，只是一些朋友住在我那里。”我把住过那里的人名念了一遍。
“黄苗子呢？”那个新来的人插嘴了。
“他没有住在我那里。他跟‘二流堂’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到他的办公室去，你看到什么人？”
“我去找他谈生意。他要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