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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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呢？”那个新来的人插嘴了。
“他没有住在我那里。他跟‘二流堂’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到他的办公室去，你看到什么人？”
“我去找他谈生意。他要结婚，需要盖一座房子，我有一个工程队，有建筑材料。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我看到桌上一份孔祥熙的批件，写一个‘可’字。”
我曾看过“牛棚”有人买的一份苗子的单位出版的“二流堂”专刊，当时想，人民美术社和“二流堂”有什么相干？现在明白了，这人是苗子专案组前来交流情况与经验的。我私忖：一切按照当时情况，尽量简单化，追问时说忘了，再略加补充，不要让他们抓到前后自相矛盾。与苗子撇清，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此时向这种人编造故事，向他们讨好。
我的专案组（2）
我最后毛算一下，不算金牙的多种花样的刑罚，光头对我打了十来次耳光（说被他打聋了未免太冤枉他，但是促进早聋，恐有关系）。而苗子专案组的来宾拳打脚踢的次数，却大大超过光头。
“我的儿，中状元，如何是好，一家人，喜得来，大放悲号……”
“屈打成招，招为东床佳婿……”戴浩不知从哪里学来这些四川怪戏曲，他每次来到“二流堂”，人未到门前，这些怪腔已在院里回荡。他是“二流堂”最喜欢惹是生非的堂友。今天，我是在专案组的公堂上，受了二十大板，在被押回“牛棚”的路上，我心中哼着“屈打成招，招为东床佳婿”。招是招了，却未被招为东床佳婿，不过，一时我却把痛楚忘了，我微微一笑，押送的人愣了。
我被带进了“漱庐”。我和军统的第二级头子王新衡称兄道弟，但我却从未踏进他的衙门半步。如今专案组把我推进去了，以后，我便必须把里面的景物向他们描述。但是糟糕，很不巧，进去了，却找不到熟人，我又退出来了。
“别演戏了，你又不是好的演员。”光头把桌子一拍，“你何必找人，你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好了，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你在你的办公室内，也就是你在那岗位上的所作所为，一件不漏地写下来。坦白从宽对你还是适用的，当然抗拒从严对你更非常适用。”
现在苦难迫在眉睫，我恼恨当年在电影圈中混了偌长时期，没有学会当一名奇案的编剧，既能使老板口袋里麦克、麦克，又能使观众鼓掌欢呼，此刻还能满足专案组。
。。
祸从口出
我的脑袋装满了自由主义，玩世不恭、落拓不羁、资产阶级等等离奇货色，幸好没有装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霸道主义，否则就是满汉全席了。
看病归来，专案组特别恩准休息，可以卧床。
睡在床上无以自遣，说了几句怪话，发了一通牢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次日，照常押解“上班”。一进门，只见金牙手执木板，满脸横肉，怒气冲冲，双目圆睁，大声叫嚷：“跪下！”
这是我经常做祈祷的地方，在红色宝像前，没事也要乞求保佑，何况现在戴罪在身。接着，啪啪啪，接连三板。
我瞪着眼，心里想着：“大事不好了，有人告密。”
告密者随时都在身旁。我即使赖成发高烧梦中说呓语，但那时代，你说呓语也不行，更说明你在梦中也不忘反攻倒算。
金牙用力打了十一大板，正要打第十二板时，光头叫：“今天饶了你，小小动武，让你清醒清醒。”这恩惠并不说明他有慈悲之心，他大概怕把这医院要留医的钦犯打死了，如何向“文革”小组交待。金牙的表态似乎也无可非议：一、表示决心；二、不徇私，因为我们是电影局的同事；三、报点私怨，他原是八一厂的小干部，八一厂为清队伍，把他塞到电影局，他和我攀关系，我唔唔呀呀。我心里想：这官僚主义和口没遮拦必将害死我。
“二流堂”的解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全国都下了半旗，所有的电台、所有的扩音喇叭都播送出哀乐。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学习班”里的气氛更沉重了，人们的心情除了对毛泽东之死的哀悼，更有对自己前程的担忧，一种惶恐的情绪弥漫开来。
有一天，廖沫沙夫人陈海云给我看一张刊载江青谈“二流堂”问题的小报，我用力将它往地下一扔，可以说明当时心情的烦躁。
这个时候，江青也重操旧业，粉墨登场加紧演出篡党夺权的闹剧。但终因不得人心，最后不了了之。
突然间，天翻地覆。“二流堂”也解放了。
学习班变成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二流堂”晚会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都沉浸在为第二次解放而喜悦、欢腾中。在庆祝大游行的三四天后，我在王府井北梅竹家里举行了一次被称为重庆“二流堂”舞会之后的第二次盛大“晚会”，原来只通知十多人，可是有串连来的；有路上遇见同来的；也有闻风而来的；潘际炯夫妇到来时，已是第三十六七位了。
原来是一张圆台加一张小方台，随着来人的增加，大写字台、小写字台、樟木箱、沙发前面的小长桌，高高低低，就像丘陵地带，全部弯弯曲曲形成一个“弓”字，一边从客厅延伸到卧室，一边顶到浴室门口。
谢添和赵丹来得较迟，一坐下，抓起就吃，忽然感到不是味道，才知道已是残渣。
其实这种聚会也只是热闹，只因我住在王府井，近水楼台，多买到一些罐头、食品、酒，以及碗、碟之类，加上京郊农场一位朋友送来一袋花生。赵一进门就检查我的酒柜，挤挤眼，表示满意，于是一次热热闹闹的晚会便圆满告成了。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
前几年，有人在一次大会上力竭声嘶痛斥赵丹忘本。
上苍给予他以天分，他自己历半世纪艰苦的努力，使他的艺术生命发出闪烁的光辉。
谁给了他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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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邂逅
广州解放了，从香港到广州，原来只有三四小时的火车程，但这一次我却走了三天，从九龙到罗湖，过深圳，经宝安搭大木船到广州，整整走了三天。
一到广州，便邂逅宋之的，全副戎装，他是随四野南下进入广州的。
我在香港买了一架手提摄影机，饶彰风（广东解放后任省委统战部长，这是一位我敬重的人士，“文革”中被整死，前些年我在广州遇见他的女儿，我强忍泪水与她交谈，我怕引起她惨痛的回忆。）嘱我编制一批宣传幻灯片，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带广州交电影院放映，我则带了两个摄影师及器材拍摄《解放广州之战》纪录片。
我和两位摄影师、一位助手被安排住在长堤爱群大厦，在《解放广州之战》摄成后，一位被我派随解放海南岛大军出发。另一位一怒也离我而去，他说他要去福建参加《解放台湾》的拍摄（后来八一厂成立后，都被我邀回来）。
宋之的被安排在第一层楼，堂友相逢，倍感亲切，我们几乎每天都买一包烧鹅、叉烧等，喝上二两酒，畅谈今后理想。
老宋在重庆“二流堂”时，已经知道我在迷幻灯，还有一个蔡楚生在煽风点火。他劝我到北京，军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下面将设一个电影科，希望我去当科长，他是文艺处处长，部长是陈沂。我认为在当时我们的农村是穷困的，用幻灯可以做文化娱乐的工具，又可以宣传科学种田，普及科学知识。
宋之的终于说服了我，他说 ：“现在农村都在搞土改，基层机构未建立，谁来替你搞幻灯。目前部队全军只有三部半电影放映机，幻灯机却是不少，你大可利用它，用你的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战术，搞上三几年，那时农村土改完成，机构也建立了。我保证替你转换工作。”
老宋走了之后，我搬到华南文学艺术联合会楼上住，成为华南文联的成员，一会儿通知我是文联的筹备委员，一会儿又是戏剧界协会筹委。章泯也搬来了，他鼓动我不要去北京，在广州创立珠江电影制片厂，把香港南群影片公司的资本、器材搬进来（南群的资本是马万祺、潘汉年的亲戚和我哥哥的投资）。欧阳山因为在他的麾下又多了个好玩的机构，他当然赞成。
我每天在广州市包括赤岗中山大学附近芳村转，最后找到了一座只剩一个空壳的图书馆，章泯又和我去研究除图书馆作为摄影棚之外，其他的附属建筑等等，我把修建“二流堂”的兴趣又鼓起来了。
欧阳山在获得上级的批准之后，珠江厂筹委会成立，我便开始改建那座图书馆为影棚。
珠江电影厂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章泯和我都被委为筹备委员。不久，我又被通知：我已被选为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给我一些文件、入场证等等，通知我前往开会。
我去参加了几次，听了朱光的报告，然后是一些小组会，有些小组会上的发言又写在纸上到大会上再念一次。念得人老吃螺蛳，疙疙瘩瘩，直想打瞌睡，但被邻座捅醒，忘了是华嘉还是哪一位。还有一次是叫我在印好人名的纸上画圈圈。
几天的会议开得人有点浑浑噩噩。有时我只好借故溜出来，实际上图书馆那边正在大兴土木，我对那事又特别有兴趣，所以总是往那地方溜。到后来，我索性不去开会了。
有一回，我问朱光，作报告为什么几句话老翻来覆去地讲？他说：“在农村做工作，你不翻来覆去多讲几遍，农民左边耳进，右边耳就出去了。”但他自己从农村进入大都市，他的脑子却还没有拨正，时差已若干年，他还是在翻老皇历。我没有告诉他：他在不断重复时，我在捉摸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翻来覆去炒个不停，却把他所说的是什么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多久，中央的调令如山倒，我只好起程，章泯也只好去北京当电影学院院长去了。后来，他在“文革”时遇到江青，江问他：“认识我吗？”答：“不认识。”可能因为答题正确，“文革”时只在学院扫厕所。
那时苏联派了一大队摄影等工作人员来华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军管会文艺处要我参加接待，协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说明 ：上面交代，凡是苏联同志提出的，都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满意。好在中央也有摄影队同来，在沟通上当可更为便利。
苏联摄影队的时间很紧迫，好在军管会有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他们提出要后天在二沙头的小河中布置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的水上游行，我们答：“行！”明天在某一火车经过的地点要有一株大树，略为倾斜，那是为画面的优美，亦答：“行！”他们要求在香港买一些表、笔、照相机等，也基本上答应，但要研究怎样办。
第一项，人多好办事。
第二项，我带了四名解放军和几个工人，一辆军车，斧头、钳子等，搬了一棵树在地下一栽，解决了。
第三项，请示了，由叶剑英批一万元，徐肖冰和我等三人前往采购，一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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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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