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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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无在文艺领域的涉猎是广阔的，从一九三二年初在故乡海门被当局目为思想不良分子加以监视，他避居上海至一九三七年初冬，他的战绩是辉煌的。他到了上海，投稿一到《社会日报》就把总编辑陈灵犀吸引住了；文章到了《电影时报》，编者邀请他每天到晚班的画报编辑室为他写稿；丁玲在与他晤谈后，他又为她的文艺杂志写文章，并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也写了论“差不多”的文章；他在《社会日报》发表了一些颇具功力的愤慨时事的旧体诗，引起当时一些老诗人如邓粪翁、施叔范、唐云、若瓢和尚所击赏，由桑弧约为参加诗酒之会。尘无虽滴酒不沾，也参与论诗；孙师毅看《影迷周报》的连载小说《影国春秋》，忽然拍案而起，连呼“鬼才，鬼才！” 我一看，他正看到：“好雨，好雨！”那正是尘无的文章；小洛一九三五年去南京接手张慧剑编辑《朝报》副刊，尘无又在一夜之间为他写了一束随笔，小洛称之为“以壮行色”的最佳礼品；一九三六年底，病体支离，他不得不离沪去杭州葛岭疗养院治疗，这时期，反映他的心情，他写下了十几万字委婉怆怆的散文。
他的病并没有痊愈，但国难日亟，一九三七年秋，他匆匆由杭返沪，行装甫卸，即挥笔为《救亡日报》写下投向日寇的连珠镖枪式的七首诗篇；龚之方听到尘无返沪，那时我们出版的《中国电影日报》因战争蔓延，决定停刊，也找到他写了休刊辞，那是一篇骆宾王讨武则天式的檄文。
一个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人！
尘无与夏衍、柯灵、龚之方、小洛、桑弧等等，这些人都是萍水相逢，来自五湖四海，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着共通的语言，彼此顿成莫逆。尘无对生活小节，落拓不羁，不修边幅，几根像猫一样的胡须，一头像我的孙女画的兰花似的头发，总要有人拉他一起上理发馆。在上海那几年中，无论是住在《社会日报》宿舍、《泰晤士报》的阁楼、红叶书店的宿舍，还是柯灵的楼下，都是由细心的小洛和一些朋友为他照料、安排。
怀念尘无（2）
在我们相交的几年中，彼此很少有相聚几小时互相交谈的时刻。只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天阴沉沉地已经在下着点滴的雪雨了，我在四川路遇到了尘无。那些天我正受友人之托，替他看管几天房屋。我邀他和我同住一夜。晚上，我点燃了壁炉的火。熊熊的火光，使他像孩子一样兴奋，他盯住通红的炉火，眼珠闪亮得像钻石喷射的光彩。我那时怎能体会到这晶莹如水晶的人，内心怎会有如此凄凉的况味。
在添取柴火时，我说：“可惜我们不会跳舞，否则，这火光，这情调该多么迷人。”说着，我把他一抱。我惊呆了。他也满面通红，嗫嚅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尘无，尘无！ 你有五十斤或六十斤重么？ 你怎能擎得起夏衍交给你的接力棒，你怎能挑得起生活给你的沉重的负担！五十年后，我看了他的“学生”盛里予所写的文章《轻尘》，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灵感。
虽则是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疾书。他写了多少，谁也无法统计，即使他活着，恐怕他自己也心中无数。
他把黄金年华献给党的革命文艺事业，而把《浮世杂拾》填补他自称为软弱的内心一角的自留地。
在尘无最后的日子，正是烽火漫天时候。病魔缠扰不已，小小的故乡海门容不下身轻如燕的一个小民，如今，这个人跃马挺枪，驰骋在辽阔的战场上，战功赫赫。何况两党又已合作抗日，他回去略事休憩，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一个雪珠纷飞的黄昏，朋友们送别尘无于苏州河畔，护送的是他的弟弟尘笠。面前一条长长的白带似的河水，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看着他的背影，刚理过的平头，清新隽逸，活脱一个小鲁迅（好友们平时对他的戏称），还是穿着一双陈嘉庚式帆布胶底鞋。一阵冷风吹来，一串不祥的联想搅乱思绪，大家看着他上船，看着小轮离岸，悄悄往回走。几双轻微的足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沙沙作响，各人默默走着，谁也不想说一句话，各人心中翻滚，有人眼眶里含着苦涩的泪。
尘无在《浮世杂拾》中写的寂寞的小街，冷落的荒园，漂泊的旅人，无依的少女，疾病、衰亡，秋风夜雨，夕阳烟柳晚晴天……这种情调不正是此刻各人的心境么！
此后，故人星散，家国沦丧，隔年就传来爱友、斗士尘无的噩耗。写至此，泣不能抑，是为传。
（去年返京，夏公孙女送我一本《王尘无电影评论集》，阅罢，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在我写此文前，周明君早已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报刊的浩瀚大海中艰苦游泳，寻尘无当年随意署名的遗作，这是多么艰巨的精神劳动，使他终于捞到了三十万字的巨大篇章。虽然这仅仅是尘无遗作的一部分，但也已经非常不易了。在周明君的文章中，我也知道了这位数十年前便辞世的老友，在“文革”中也难逃浩劫，孤坟被掘翻。这是什么缘故，据我的记忆，他从来没有惹过蓝苹，或者说，他的笔触不屑碰到蓝苹，他没有这种低级趣味。是不是他的名字时常和唐纳、和夏衍摆在一起惹了她？！ 章泯曾因回答她“素不相识”而逃脱一死，早死的尘无竟无此幸运。
作为尘无最早的老友之一，我对周明君表示真挚的感谢。我已年老力衰，不知有否有心人愿为尘无在故乡立一小小纪念碑出力，让新知旧友为他树立一点永久的纪念。）
一九九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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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难忘（1）
——忆音乐家盛家伦
空庭飞着流萤，
高台走着狸猩，
人儿伴着孤灯，
梆儿敲着三更。
风凄凄，雨淋淋，
花乱落，叶飘零。
在这漫长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我形儿是鬼似的狰狞，
心儿是铁似的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啊，姑娘啊！
你是天上的月，
我是那月旁的寒星。
你是池中的水，
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你是山上的树，
我是那树上的枯藤。
啊！姑娘啊，
只有你……
只有你……
…………
三十年代的上海西区，徐家汇三角地南边一片菜地，我出了家门，沿着菜圃的阡陌往前走百几十步路，便是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场。那天，我有事要找吴永刚，和他通了电话，他说他这天不拍戏，想听听金山和胡萍演的《夜半歌声》中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主题歌的录音。我听他一说，就勾引起想听这歌声的念头。我急切地走着，离录音间还有一小段路，便已听到传来悠扬、委婉、凄厉、悲怆的歌声。
多么迷人的歌声！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是指此么？ 当然不是。但对我来说，确是难忘的一曲，对家伦来说，这是他生平绝唱，一“曲”令人难忘。
三十年代的国产电影，有的连对话也请人代替，代唱则更多，金山在《夜半歌声》中的歌，便是由盛家伦代唱。
我有幸就在这一天认识了家伦。假如他卸下金丝眼镜，把西装换成古装，他就活脱像《西厢记》的张生、像梁山伯……
我在心里唱了一句：“美哉少年！”
“八一三”，日寇把侵略战火燃烧到了上海，我被分配到一个战地服务队。一年后，我到武汉，潘汉年、郭沫若把我安置到中国电影制片厂。我住在郊区一个私人别墅内，制片厂就在附近。别墅内有个小食堂，导演、明星们请了一个姓汪的厨师为他们烧饭。我时常在吃饭时听到明星们在谈：“家伦说汪师傅哪个菜做得很好”，“明天请汪师傅做那天给家伦烧的那个菜”。
从一些明星的口中，家伦好像一本菜谱，我想此人一定是个美食家。他在哪里呢？ 我一打听，才知他已被派先出发到重庆去了。
我到重庆时，他早已开展一个时期的抗日宣传工作了。他利用制片厂摄制工作的间歇，把一些一时闲着的演员，组成了歌唱队，连活动布景一起，装在卡车上到各个热闹中心——大、小梁子及小什字等处唱抗战歌曲，有时在现场就对广大观众教唱。那时，在重庆运用歌唱对抗日宣传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摄影厂内，家伦首创了用电影纪录抗战歌曲短片，在正片之前加演，教观众唱歌。这无疑也推动抗战歌曲的广泛流传，从而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情绪和斗志。
家伦是那样热情地工作。但在那频繁的演出中，他却是从不参加演唱的。那是为爱护歌喉吗？似乎不是，他为新歌谱曲，他用口吹的哨子，比一支笛子还要显得高亢悦耳，而且他在作曲时，也以口笛代替钢琴。
我来到重庆已五六天了，仍是从明星姑娘口中在传诵着关于家伦的功德。真可以说是口碑载道。但又听到有些人怨他太严，太古板，太固执。
那天是星期一，是歌咏队的例行假日，我在食堂碰见家伦，他瞪大双眼注视我一阵，然后表示惊异、高兴、欢迎。
我那时是一个闲人，每周开一次会，参加讨论剧本，此外无所事事。我便时常跟摄影队出外景，随着歌咏队出发，沿途兴高采烈地东看看西看看，也想尽量帮着干活。
我发现了，由于工作的劳顿，家伦明显地消瘦了。我们约了四五个人联合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包饭，每月每人九元。这小馆的菜肴质量并不下于名菜馆，譬如我们的四菜一汤，那个汤基本上是全鸡全鸭，除一盖碗沱茶外，豆腐脑随便吃。家伦有时下厨直接点菜。
日寇侵略的烽火虽然胶着在贵州以东一带，但敌人想速战速决。于是，他们从诱降改变了策略，竟然用狂轰滥炸，企图逼降。
我那时在出版《救亡日报》航空版，小印刷所被炸毁了，香港的好友又力促我去另搞出版。家伦正好和应云卫导演的《塞上风云》摄影队同去塞北，既为影片作曲，也完成搜集民歌的愿望，我们便各自南北而分道扬镳了。
我到港后适我哥也来港，他与我友商妥叫我去仰光主持一家“公司”。于是我又转搭轮船赴越南转昆明飞到缅甸。我在临行前接到家伦的信，他已动身随《塞上风云》摄影队到塞北去了。
他们经过延安的时候，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也看到毛泽东和应云卫比赛吸烟，毛只吸三口，一支烟便燃烧到手指捏住的边沿，应云卫立刻认输……后来，听他们说起而传为佳话。
陕北边陲的榆林，那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邓宝珊，他是国民党开明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是很友好的。当《塞上风云》摄影队到达榆林时，邓将军热情接待他们。因此他们拍摄外景的所有困难的问题，都很顺利地得到了帮助和解决。
一曲难忘（2）
邓宝珊从他的秘书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