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史上第一"圆满将军"-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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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府兵制的提前下，即使是大将军，平时手下也没兵，类似于安禄山造反在府兵制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府兵制虽然在唐朝前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落后了，要更改了。
唐初的府兵之所以成功，和当时的采用“均田制”的土地政策有很大关系，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从唐高宗后期，不可避免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从而失去了府兵制的经济基础。
大凡强盛的朝代，必定向外开边不止。由于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繁重，府兵制的休息制度得不到保证，从而造成百姓心中的抵触。
府兵从制度上讲，戍边年限而论，原规定三年而代，后来因为兵力不足增至六年。玄宗时，戍兵按时还者竟至十无一二。而且戍兵们还备受边将虐待，白天服苦役，为边将生财，晚间系地牢，以防备逃亡，所以戍边被人们视为畏途，富裕农户常贿赂地方官吏，雇人替代。
杜甫《兵车行》中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说得多可怜，十五岁就从军，到了四十岁还不一定回得来。去时正是青春年少，回家却是白头老翁。府兵从设立之初的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成了没有假期的职业军人。这小兵一当就是十几年，谁受的了？再加上吏制的败坏，应该给府兵的福利也分不到，于是屡有逃兵，难以禁止。
府兵制从唐初的“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到了玄宗时的“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
想不改革都不行了。
眼看着府兵的兵力不足，宰相张说请求玄宗批准招募兵士担任宿卫，改征兵制为募兵制，玄宗只得应允。开元十一年，朝廷下令调集京城附近的京兆府以及蒲州、同州、岐州、华州各地府兵和无军籍的白丁，再加上玄宗过去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时的家兵家将和随从人等，总共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第二年，又给宿卫们发了官马，更号曰“彍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十四章 兵制（2）
彍骑十二万人分别隶属中央十二卫，每卫一万人，分为六番，担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附近各州的卫戍任务。其中驻扎在京城所在的京兆府的旷骑有六万六千人，其余分驻京城周围的各州。
既然是守卫京城，又处在于子脚下，当然还得讲个仪仗、外表。彍骑入选资格可不能低了，应是“下户白丁、宗子、品子”中身体强壮、身高五尺七寸以上的才行，如果人数确实凑不足了（可见其要求苛刻程度），则选身高五尺以上的八等户子弟补充。彍骑待遇也比一般的府兵要高一些：中选者，皆授田，免除赋税徭役和征戌。
仅从玄宗的做法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即使是府兵制大兴时，到京城宿卫也是其重要的职责，现在更替为常驻的精锐军队，无论是减轻府兵的负担，还是保证京城安全方面都有好处。（但实际执行起来，却掉了个个儿。）
彍骑设置之初还是比较讲真格的，整日训练不缀，特别重视弩射，要求严格，达到下列要求者方为合格：（1）伏道弩，“纵矢二百步，四发而二中”；（2）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3）角张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4）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完全合格，才称为及第。为教习弩射，隶属各卫的骑都在靠近营房的地方筑有靶场，只要是达到“及第”要求的都有赏。这时的彍骑，由于注重训练，赏罚分明，又能及时授田，故士卒奋发练武，号称劲旅。
彍骑刚始之时，人们羡慕他们有幸侍卫天子，敬称为“侍官”。彍骑士兵也自豪得很，个个英俊雄壮，跨高头大马，昴然奔过长安街头，不知引起多少年轻少女的尖叫之声。
可随着长年京城不战事，各行政长官们的荒淫放纵，只是乐于声色犬马，彍骑在他们心中的重视程度直线下跌。最后沦落到经常性的给京城高官们看个门、当个打手什么的。
后来的彍骑本身也不争气，拿着国家的俸禄，可精力全放在办个人的私事儿上。富裕者贩缯彩、食粱肉，有力气的整天觝（抵）、拔河、翘木、扛铁。总是不是玩乐就是想办法依附权贵。等安禄山叛乱，需要这些勇士时，皆“股栗不能受甲”。
彍骑也由被人敬仰到为人所不齿，以致京师人互相辱骂时，都称呼对方为侍官，以充当侍官为耻。
这样的彍骑，你还指望着他能有多强的战斗力？
至于后来在京城招的十一万“天武军”，大多是市人子弟，从未接触过战争。如果比比吹拉弹唱、斗鸡赛狗还行，打仗则实在上不了台面，战场上满地的血气一冲，不尿裤子就算不错了。
（这章短了点儿，下午还有一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十五章 士气
要想保证战士的士气，无非是三点。首先是思想教育，让士兵感觉为理想而战、为自己而战，给士兵主动去战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我党的军队曾是天下第一），包括安禄山叛乱前，还得起个“诛杀乱臣杨国忠”的名义，师出有名，让士兵感觉上是为国、为大义而战；其次，还得有好的后勤保证，让士兵能放下来自后方的包袱，不用再想着家里的麦子有没有收啊、老娘病了谁照顾啊、老婆是不是因为自己长时不回给自己戴绿帽子啊、孩子有没有受人欺负啊等问题，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去；最后还得有严厉的制度，不能说打着仗想回来就回来，立了功没人奖，当了逃兵没人惩罚。
只有这三条都做到了，才能保证战场上士兵的士气，不会因形势不利而溃散。
以我国抗美援朝为例，思想教育那就不用说了，死了都光荣。后勤保障那也没得说，当时逃兵光荣可不是光说说的，老婆都受“军婚”这顶大帽子保证着，家里更是处处受照顾。战场纪律，虽然我们没宣传，但据我所知，是非常严格的。百万大军，要说没有一个想当逃兵的，那不可能，但逃跑之前还得细思量逃兵的代价。战场上逃的，杀无赦；平时跑的，抓回去受处分；当时没抓住的，回去后再处理，总之这一辈子也让你消停不了。
无比高涨的士气，对战争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志愿军正是凭着这股“气”，才能与强大的美军抗衡中，不落下风。
唐军中有这一股“气”吗？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安禄山早就被灭了几回了。
那十万“天武健儿”本来就是一个笑话，玩个杂耍斗个乐还行，真打仗怎么能比得上长年与外族作战的叛军。
新招募的唐军则更加不堪，不仅是没有经过训练，更主要的是缺少战意。经过了长年的和平，未真正从战乱、生死困境中走过，又怎知和平的珍贵。安逸的生活令人难以清醒认识到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有钱、帛为引，不知又能有多少人前来应征。
应征入伍的兵士，虽然有 为国效力的想法，但大多并没有“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的觉悟，何况还有一些全是为了玄宗从库府出拿出来的钱帛。
一场仗下来，一旦败退，立即兵败如山倒。还是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这兵荒马乱的，难道还真得以为国家为自己照顾家小？况且乱世之中，军纪不严，出现逃兵也只是听之任之（还主将都逃，又怎么来约束小兵）。既然当临阵逃脱不受罚，那当逃兵也是无奈，大不了仗打完了我再应征。所以才有这种怪现象：一万兵打了败仗，只余下三五百，但收拢残兵后，又扩充到七八千。
相对来说，叛军的军事素质要高得多，尤其是安禄山的范阳兵。跟随安禄山多年，军纪严格，并且老家未遭兵祸，没有后顾之忧。而郭子仪、李光弼出兵攻打范阳的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范阳兵有后顾之忧，无法全力作战。一旦父母、老婆孩子落入危险之中，在兵士的眼中，安禄山的皇位重要，但也比不过家人的性命。
郭、李二人兵攻范阳，安禄山军心动摇之下，必定难以攻下潼关，十有*会回打马回老家。潼关守军可趁势追杀，叛军必乱。安禄山即使通过河北的强力堵截，也必是兵力大损。范阳的唐军再以怀柔的手段，鼓励叛军归降，安禄山成孤家寡人，叛乱可定。
当年楚霸王如此英武，仍败在四面楚歌之下，何况安禄山。
可惜郭子仪、李光弼计策虽妙，但玄宗并没有采纳，他仍沉浸在彍骑、天武军英雄的臆想中，一心想正面堂堂正正地打败安禄山。
战机不等人，当郭子仪心急火撩等候玄宗的命令时，出大事儿了：潼关失守、长安危急。
第三十六章 将相不和（1）
自哥舒翰守潼关后，天下稍定。安禄山把主要精力放在称帝上，只是派儿子安庆绪来打了一次潼关，连大将崔乾佑都打不下来，何况小儿安庆绪？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潼关虽然占据易守难攻的天险，但唐军内部并不平静。主将哥舒翰是被玄宗从病床上硬调来的，来到军营还得照样养病，就把军玫大事都委托给田良丘处理。田良丘此人当个副手还行，独当一面就差了许多，自己往往做不了决断，于是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
王思礼是哥舒翰手下的爱将，而李承光则是杨国忠一系的，这两位武将来自两个阵营，根本做不到团结一致。相互争权之下，连军令都无法统一，往往让接到两位将军命令的下级军官无所适从。
哥舒翰治军一向严厉，这也是他善于打硬仗的依仗。不过哥舒翰这种不考虑客观环境的做法有点刻板了，这潼关兵可不比陇右、河西精兵，全是新兵蛋子，松散惯了，宜以鼓励为主、惩罚为辅。
现在还没跟敌人血战，因为犯点小错误，就挨上自己人的鞭子甚至丢掉性命。许多士兵个个气愤难平，士气低落，哥舒翰严厉治兵的做法倒起了反作用，令原本没多少战斗力的军队更加不堪。
哥舒翰还不知道目前的困境，自以为占据潼关险要，进攻不足，但自保绰绰有余。他在守城、养病的同时，趁着皇恩正隆（为进一步安抚哥舒翰，玄宗又加封其为左仆射、同平章事），还有时间去算计一下与自己有隙的同僚安思顺。
安禄山叛乱一起，朝中最先倒霉的是安思顺，被玄宗从朔方节度使上拉下来，任命为户部尚书。
天宝十年的时候，高仙芝大破石国，曾被初宗又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以代替安思顺。安思顺听后，暗中让一群胡人用刀割掉耳朵、划破脸皮这种极端的方式请求留下自己（这行为，够极端血性），玄宗无奈之下又下制书仍让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这一次安思顺知道别说找人去割耳朵，就算是割掉脑袋，玄宗也不会更改命令，于是老老实实上京赴命去了。
从节度使到户部尚书，品级虽然没降，但既然皇帝起了疑心，这户部尚书恐怕也坐不稳当，改日被贬是肯定的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有人要置他于死地。
哥舒翰究竟与安思顺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们无从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