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本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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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环做了几双,假说是我做的,骗哄了他一下,他才穿上了。才到欧洲时,人家都要给他照像,他怎么也不肯。等我们归国时,德国人又拟为我俩制蜡像,留在柏林蜡人馆作个纪念,他更是不肯。不然,现在还能有个少年像在那里。
洪先生在欧洲整整三年,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办公务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学问。他最懒于应酬,闷倦时便独自一个人到动物园去散步,回来又伏案看起书来,他的身体羸弱多病,也就是因他用心过度所致。洪先生不懂洋文,连一句洋话也不会说。参考外国书籍,是一个比国人给作翻译;常常见他到各国书馆里去替洪先生寻找材料。他名叫根亚,有个中国姓是金,我们都称呼他金先生。
这时候,日本在欧洲也有了外交官,他们却都是穿洋服,可是人家还都瞧他们不起。有一年高丽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国,它本是我国的属邦,竟越过不顾,把洪先生气急了;给国内打了多少次电报,商办这件事,后来几乎弄决裂了要回国。
〔附言〕已往小说中,皆谓赛旅欧时,行为浪漫,风流勾当颇多。实则,伊系一缠足女子,抵欧时年仅十四,及归亦不逾十七,以此稚龄,兼之洪文卿又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事实上非惟不许,且恐有不能也。
故觉伊所云云,殊堪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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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钧之殁
洪先生由欧洲归来,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职。中间为采办军器,曾被参一次,很是冤屈,这都因他的性子太鲠直,办事容易开罪人,他已忘了,人家却还记在心里,遇机会便图报复。那次还亏得慈禧太后平日对他很信任,不然,就了不得了!颐和园里的那些划水车、小火轮还是洪先生在欧洲时买来献给太后的。
我们在京住前门外、小草厂,后来因太狭窄,又在东城史家胡同买了一所较大的宅子,间数很多,局样也好。原拟拆去后边的一部,为我从新盖几间洋式楼房。那想到,家还没有搬,洪先生就得了病。病时,正值被派监修东西陵、天坛等处的工程。
初得是一种痧气,恰巧宅里有个雇用多年的剃头匠,娴于针术,常见他给人家治好了病。这时便想教他治一治,洪先生先不愿意,嗣经我竭力的劝说,才应允了。扎过了几针,病果见效,但挨时未久又复犯,这次转入黄病,请来许多的名医,也都束手无策了,就这样的不治而殁!享年五十五岁。
殁后,朝廷颇加优礼,赏赐的恤金,并派大臣致祭,仪式隆重得很。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阳李鸿藻相国。这时候我真痛苦呀!洪先生一死,京里除去几个族人仆人以外,只有我同我母亲,亲戚朋友们人家是不便给作主张的。我那里经过这种事?简直都弄糊涂了。后来还是有人说,赶紧着先给少爷打个电报,叫他来京奔丧吧,这才打了去。
装殓时,我在棺材里面放了许多珍贵器物,记得有二十几挂朝珠,佛头都是很好的,四个鼻烟壶,两个翡翠的,两个白玉的。又烧了不少的衣服。装殓完毕,棺材的盖暂没有上楔,净待着少爷来,这样待了有七八天,他才来到。
洪先生的灵柩是奉了旨特许进城,出的朝阳门,到通州,由运河上船回籍。途中,少爷因有病,也没有伴灵,抵家后不久就去世了。
〔附洪钧小传〕洪钧,字陶士,号文卿。先世自歙迁吴,遂为吴县人。幼颖异,家贫令习贾,涕泣请读书。十八岁补县学生,同治三年中举,七年廷对第一成进士,时年三十。授翰林院修撰,八年迁至内阁学士,中间曾纂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充陕西、山东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北、江西学政。旋丁母忧,服阕后,简派出使俄、德、奥、和四国大臣。期满,受代归,升兵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京,年五十有五。著《元史释文证补》三十卷,元和陆润庠(其亲家也),为校写付梓。子洛,县学生,以荫考授通判,改工部郎中,不胜丧而卒。(参据《清史稿》本传,费念慈所撰墓志铭,陆润庠《元史释文证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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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洪氏后在上海之娼妓生活(1)
洪先生殁后,所遗下的财产很多。临危时曾对我说:“你跟我一场很不容易,无论守不守,给你五万块钱,当年我也有过这话。”
这是我归洪家时,洪先生对媒人说的:“彩云跟了我,幸而能偕老,便无话说;不么,我必给她留下相当的资产,使她生活无忧虑。”盖也觉己之年长,恐不及白头也。当时我听着洪先生的这种遗命,心里只是难过,涕哭,不敢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洪先生就把这笔款子交给了我们一个本族兄弟名叫洪銮的,原意是托他把我送回娘家,替我安置安置。谁想回到苏州,他昧了良心,把款子私自吞没,藏匿起来不见我。我派人四下里寻找,也没有找着他。还是第二年的冬天,在上海马路上碰见他;我向他讨索,他支吾着说:“新嫂子,你请放心吧!转过年我一定给你。”转过年他又躲远了。
因我没有拿着什么凭据,也无法同他打官司,归结便这样白白的让他侵吞了。
最初,我本没想到能脱离洪家。我们少爷觉着我很年轻,怎么能叫守寡,一般亲友们也都不主张我守,我家里也不愿意我守。我同他们一船伴灵到了苏州,在接官亭便与他们分手,我携带着自己的东西,径归了娘家。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再入洪家的门。我那四岁的女儿———德官,也给洪家留下了,咳!我那里舍得?后来德官长到十九岁,因病死去。第二年正月里,我在上海还生了一个遗腹子,活了十一个月,也夭折了。这都是我的命该如此呀!脱离洪家时,为我提亲事的很多,有人便劝我不必再醮了,到上海立个门户,挣它一万八千很容易,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想了想,还是先到上海再说吧。到上海住在垃圾桥、保康里,这时候,上海正在繁华,勾栏林立,我一看事情颇能望好,心里便拿定了主意。
但须要先找一个人来给撑门立户。在二月间,就由我的女仆找到了孙作舟,字少棠,天津人,在天津娘娘宫开过首饰楼。他的父亲名在棠,父子俩都喜欢唱戏,也算是津沽一带的名票。与孙菊仙同族(菊仙是少棠的族叔)。他长得并不怎么好看;脸上许多黑斑,还有麻子,只是体格魁梧,性子也很柔和,故我俩情爱甚笃。他行三,上下都称呼他“三爷”。
我从洪家出来,因并没有拿到什么,手头很是空虚。这时候须要先垫补许多钱,自己就折变了些东西,还是不够;又抛着脸向各处借了几个凑上,合有四五千元。便在二马路鼎丰里旁边的彦丰里赁了一所五楼五底的房子,里面全带有家具。又化两千多元钱包了两个姑娘,一叫月娟,一叫素娟,姿色都长得够标致,就教她们挂牌应客。我不出名,但遇到熟交或感情契洽的客,也出来陪陪。
这种派头算是半“住家”半“书寓”。慢慢,想见一见我的人太多了,他们都劝我也挂牌罢,后来我觉着也实在是推脱不开,便归定每礼拜六礼拜日两天见客,名子用的是“赵梦兰”。这么一来,每到这两天,真是客人络绎,车马盈门,忙得我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累固累,可也真挣了钱。
这时候沪上名妓所谓四大金钢的林黛玉、金小宝等都在大兴里,她们很联络我,结拜成义姊妹,劝我也搬到她们那边去。我倒也很愿意,只是嫌那地方“野鸡”过多,后来我费了许多力量才把她们撵走了。我搬过去工夫不久,傍人都看着好了,都搬了过去,但最低都是长三,没有再下的。
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上的叫“书寓”,次叫“长三”,再次叫“么二”,再往下就是“花烟馆”、“野鸡”之流了。书寓称“某某书寓”,长三称“某某寓”,少一书字,么二称“某堂”。书寓、长三的门口都挂着牌子,上面标写妓女姓名。
很下等的我们不提它。书寓和长三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书寓姑娘全要会唱曲。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他们在名义上也只是说担任唱曲,与北方的“清吟小班”性质差不多。客人初到书寓,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总先要唱一段曲给客听,这叫作“堂唱”。这在长三,因为不一定要唱,便叫“加茶碗”,么二叫“攀相好”。
客一到,熟识的姑娘便出来让到她的房里,客若偕有生的朋友,就给介绍一下。坐下后,姑娘敬上烟茶,烟有鸦片烟、水烟、雪茄烟等,还有各种的干鲜果品。书寓算是最讲究的了,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预备,桔、梨、苹果、杨梅、菱藕,无不应有尽有,任客啖食。
书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与姑娘的交情很契腻了,姑娘愿意留下。长三住宿虽比较容易些,但也须经过相当时间,彼此厮熟以后,摆摆席才可。
“摆席”,也叫“摆酒”,也叫“开台面”。这是住宿的第一关,非要经过不可。好排场的客,在那时都要耍一耍阔气,有弄双台的,有弄双双台的。摆席的钱不能先付,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有一种“下脚钱”,是赏给佣媪们分的,却要先给,普通是四元,大方些的也有多给的。摆席钱是十三元。
摆席时,书寓姑娘都要唱曲,有乌师在下边伺候着给鼓板吹笛,终于也要给他们下脚钱。这时候唱的曲,虽然也有京腔了,还是昆曲多,记得常唱的有《佳期》、《楼会》、《八阳》、《思凡》、《长亭》、《翦卖》等等。
脱离洪氏后在上海之娼妓生活(2)
姑娘出局都是坐红围子的绿呢轿,用两个人抬,后面打着一个“气死风”灯笼。跟局的大姐同乌师都在后边跟着走,轿子走得飞快,可是一步也丢不下他们。那时也时兴马车了,有单马、双马的,但坐的人还不很多。
那时候嫖娼,差不多全是记帐,按三节———端阳、中秋、除夕———偿付,常常也是闹漂帐。
在那时开一妓院,当一妓女,都很不容易,几间看得过去的屋子,布置布置,便需一千八百,什么五色保险洋灯,著衣大柜,自鸣钟等物,都是不能缺少的。箱箧、床榻、桌椅,再添上屋里的一些应用的零碎东西,及被褥、四季衣服、首饰等等,真是了不得。就说我吧,出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带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耳朵上带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当姑娘最讲究的是应酬,见了客要有“十八句谈风”。陪客时,处处都要有规矩,那象现在“打打闹闹”就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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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开金花班及在北京组织南班
光绪二十四年的夏天,孙三爷想回天津,就怂恿我也跟他到北边来。我离开北京已有五六年了,心里倒也很想来玩玩。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结束了一下,便跟着他到了天津。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里,工夫不多,当地的人就都知道了,都来捧场。每天的客总是迎接不暇。我一看事情既然这样望好,便打算自己开班子,同我母亲和三爷商量了商量,他们也很愿意。于是就在江岔胡同———那时这个胡同内南方班子很多———租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