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房－罗伟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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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威严的？大哥的皮肤有些发黄，额头之下有一个弯曲的弧度，眼睛虽小，却亮得灼人，下巴刮得泛着逼人的青光。陶家突然觉得有些怕大哥，心想大哥把他请来，决不会只是问他过得咋样了，而是有更严肃的话要谈。陶家最害怕的，就是“严肃”，他的全部严肃都是蓄含在单纯和快乐之中的，“严肃”一旦做成了形式，本质上就不再严肃了，就成吓人的东西了。大哥转了几圈，又开始说话。他这回没把眼睛对着陶家，而是对着陶学。他说的就是沙湾那幢房子的事，要求三兄弟联合起来，阻止父亲续弦。大哥算得那么精细，对那幢房子可能带来的收入，就像扳指头那么清楚。陶家的单纯和快乐，就这样被大哥的冷酷和精细给剥夺了。一旦被剥夺他才发现，他以前看到的所有世界全都是虚构的。他害怕真实的世界，害怕所有与真实世界相关的话题……
陶志强明显看出，想从他疼爱的幺儿子这里获得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幺儿子鼻梁上结成一饼的细汗，证明了他对父亲将要说出的话感到恐惧，因此不希望父亲说，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父亲要说的是什么。陶志强默默地抽了两支烟，说：“我走了。”
陶家是多么悲伤。他多么希望父亲留在这里，至少吃过午饭再走，但他心里被一种东西堵住了，竟然没说一句话就站起来，把父亲送出了门。当父亲孤单的背景在走廊上消失之后，陶家才把自己锁在屋里，痛哭流涕。
陶志强虽没流泪，但他下到楼底，却感到整幢大楼都压到了他的身上。吃不吃饭是小事，他连幺儿媳妇和小孙孙都没看见就走了！当然，更让他牵心挂怀的，还是陶家。无疑，陶家已接近于废人，生活中稍微一点波浪，就可能将他沉入水底。幸好他呆在学校，陶志强想，面对的是与曾经的他同样单纯的学生，否则，那孩子是不会善终的。
陶家跟他二哥离得近，但陶志强不打算去找陶学了；反正陶学的脑袋是长在陶科身上的，还不如直接去找陶科算了。到这时候，陶志强才悲哀地发现，自己最不喜欢大儿子（与陶家一样，陶志强最看不惯陶科的地方，就是他的精明），可真有了事，还只有大儿子才能帮他。
如今的陶科，已是某电器公司的副经理，他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坐在暖烘烘的办公室里。陶志强被一个纤腰肥臀的小姐领去敲陶科的门，陶科唔的那一声，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小姐用她葱白般的手指，把门扭开了，先把陶志强拦在身后，对陶科说：“陶经理，有个老人找你，说是你父亲。”陶科站起来，朝后望，越过小姐高挑的发髻，看到了父亲扁平的额头，叫了声：“爸！”小姐听到这声喊，立即退向一侧，向陶志强微微鞠躬，做了个“请”的手势。陶志强进去后，小姐小心翼翼地关了门。这一连贯的动作，使陶志强心里不停地敲着鼓。是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个秩序……外面吹着干燥的冷风，像要下雪的样子，因此陶志强穿得很多，一进了儿子温度高达20多度的办公室，他的身上便痒起来，显得很不自在。陶科看出了父亲的不自在，将外套披上，对父亲说：“爸，我们回家去。”
大媳妇带着孙子到昆明参加全国钢琴大赛去了，这就是说，陶志强又看不到这边的媳妇和孙子。不过也好，这便于他说话。跟陶家一样，陶科看到父亲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无事不会登门，他拿出一包中华烟扔给父亲，说爸，你先抽烟，看电视，我来做饭。虽然还没到中午，但陶志强真的饿了，就随了儿子。陶科从来不自己做饭，他老婆并没上班，在家当全职太太，因此家里也没请保姆，要是遇到老婆外出的情况，他就在公司吃，或者吆三喝六地去酒楼里吃，反正自己是不会做饭的。但父亲来了，他得要做出当儿子的样子。这是他与陶学和陶家在对父亲的问题上体现出的最大区别。陶志强不缺吃少穿，从不找三个儿子要东西，陶学和陶家看见父亲这样说，而且说的也是事实，也就少个心眼，听之任之，唯有陶科，不管父亲要不要，每年一套衣服那是绝对少不了的，如果沙湾镇有人去县城，他碰见了，必然要给父亲带回些营养品。
饭菜做得油盐不进的，酒倒是好酒。陶志强吃着这油盐不进的菜，心里突然有了酸楚，喝过几杯酒，他动情地说：“科，我看你比上次回家时瘦多了，是咋回事？”父亲的话，让陶科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温暖。从小到大，他并没得到父母的多少爱，这并不是父母不爱他，而是父母把爱的语言，都说给弟弟们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家当老大的，往往就要承受这样的命运。他有些凄然地笑了笑，说爸，没关系，就是工作忙了点。
一直到快下席了，陶志强才提到正事：“科，我这次上县城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陶科说我猜出来了，爸你讲吧。
“你别以为是那件事，”陶志强见儿子情绪不高，怕他误解，“你认识镇东那个叫三妹的吗？”
陶科警惕起来：“虽然不认识，但我知道这个人，为啥说到她了？”
陶志强本来说不再喝酒的，可这时候又往杯子里倒了一点，说：“那是一个可怜的人。”
陶科抽着烟，等待父亲说下去。
“她以前是山河镇的，那地方挨陕西近。山河镇产煤，开了许多小煤窑，她丈夫一直在小煤窑里打工；她儿子刚满13岁，就辍了学，跟他爸爸一起钻洞子。6年前，那家小煤窑塌了方，三妹的丈夫和儿子就死在里面了。”
陶科吐了一口腊黄色的烟雾，说：“哦……这种事经常发生。”
“她丈夫和儿子死得太惨了，”陶志强沉思着说，“塌方后过了一整天，镇里和矿上才组织人救援；那家小煤窑都是这样，因为死了一个人，都是给家属一万块钱打发掉，如果从井下掏出个重伤员出来，就是无底洞了。事实证明，三妹的丈夫和儿子都不是当场被砸死的，而是一个断了腿，一个断了下巴，流血过多，加上又冷又痛，就丢了命。他们照例给了三妹两万块钱，允许她像往常一样去煤窑的食堂里卖豆腐，她在煤窑食堂卖了多年的豆腐。可三妹想不通啊，那段时间，她天天去找镇领导，要他们帮她主持公道。她哪里知道煤窑的多半股份，都是握在镇领导手里的，镇领导才是煤窑真正的老板，要不然，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清除小煤窑，为啥就清除不干净呢？镇领导说她扰乱办公秩序，把她关了起来，十多天里，她又哭又闹，嗓子都喊出血了，声音里都有股血腥味，血腥味把一个镇子都弥漫了，因此只好把她放出来。她不依不饶，又去找镇领导。这一回，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她关进镇里的局子，而是要把她送到疯人院去。在离山河镇不远的夹皮沟里，就有一个疯人院。她知道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疯人院，就会真正变疯，她吓住了，东藏西躲，终于流落到沙湾镇来了。”
陶科将香烟的过滤嘴在桌上，恨恨地说：“是可恶。她为啥不向上一级部门告发呢？”
陶志强一口喝尽杯中酒，吐着白雾似的酒气说：“她一个农民，一个女人家，头顶上就只有簸箕那么大个天，既然自己归山河镇管，山河镇就成了她唯一的指望，她哪里懂得了那么多。”
陶科继续在桌上蹾着烟屁股，对山河镇领导及那个小煤窑的愤怒过去之后，他就想问父亲：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的这些故事？可陶志强把话抢在了前头，陶志强说：“科儿哪，我这回来，就是想帮三妹告状呢。”
“你帮她……告状？那地方不跟我们一个镇、一个县，而且还不是同一个市，你怎么告？”
“我要告的不是那回事，”陶志强说。
接下来，他就把三妹到沙湾镇后的遭遇讲了。
正像民警小卫知道的那样，三妹从没为了钱出卖过身体，她一直是被副镇长何开勋霸占着的。来沙湾镇后，三妹走投无路，去饭店酒楼求人收留。有一天她到了镇电影院旁边的王麻婆豆腐庄，表明自己做得一手好豆腐，老板见她虽然神情疲惫，却是肤色白净，穿戴齐整，就让她试试。她这一试，迅速为老板“王麻婆”（其实是个漂亮得出奇的年轻女子）赢来了好生意。大概在她进豆腐庄十余天后，何开勋跟几个人去了。“王麻婆”见镇政府一干人来，背过身去，深深地皱上了眉头。镇政府的领导到镇上的餐馆酒楼消费，包括何开勋在内，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总是欠账，多年如此；镇上稍微有点像样的地方，都欠了账。他们并不是给不出那点钱，但就是不给。当然，不欢迎的心思只能埋起来，表面上，还必须恭敬得滴水不漏的。“王麻婆”偷偷地皱过了眉头，立即转过一张笑得像花一样的脸，并亲自动手，把位于中间部位最瓷实最鲜嫩的豆花舀给他们几人。何开勋边吃边赞叹，说：“听说你们这里来了位了不得的师傅？”老板说是呢，言毕将正忙活的三妹推上前来。三妹那时候穿着干净的大褂子，个子又高，看上去别有风味。三妹就是胖了点儿，可在有些女人身上，胖简直就是一种天赐的美。何开勋的眼睛亮了，问了三妹许多话，才让她过去。几天之后，他托心腹叫三妹去见他，详细地问了三妹的来历，三妹流着眼泪，根根底底地给他讲了。只要面前坐着领导，三妹就愿意讲她的痛苦。何开勋听罢，用粗短的指节叩着桌面，严肃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又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何必去给人打工？”三妹闻言，心下黯然。何开勋说：“我免费批你一块地，你起间房子，自己当老板，好好生活吧。”三妹当场给何开勋下了脆。可就在那天，何开勋就将她霸占了，此后，三妹再没能逃出他的掌心。后来，大概是何开勋进红瓦房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又没看清是谁，或者看清了不敢说，就传三妹在做皮肉生意……
陶志强叙述到这里，陶科再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他说：“你是想告何开勋吗？”
陶志强说是。
陶科笑了一声。是冷笑。“如果没有何开勋，她三妹有今天吗？”
陶志强回答不出，只是说：“三妹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物品。”
“对有些人来说，被当成物品比被当成人反而好受些。”
这时候，父子双方都有了厌恶。对这场谈话的厌恶。陶志强又想喝酒，可提起酒瓶又放下了，生硬地说：“糟糕的是，三妹自己知道她是一个人，不是物品。何开勋霸占了她就不松手，还常常打她。挨打她能够忍受，威胁她就不能忍受。何开勋经常对她说：‘孙猴子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你要是敢不听话，我叫人把你剁碎了扔进清溪河里喂鱼。’还说：‘你也不想想，你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长着一身肉的女人吗？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还不等于掐死一只苍蝇？’你听听，这是一个副镇长该说的话么？”
“何开勋是不该这样说，可这么几年过去了，他把三妹剁碎没有？掐死没有？”
“他给三妹带来了恐惧！她一直在恐惧中过日子，天天晚上做噩梦。”
“恐惧……恐惧也能成为证据吗？”
“就算恐惧当不了证据，打人算不算？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