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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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一个巨大的不幸事件发生了：鲁迅逝世了！周扬深感震惊和悲痛，立即与夏衍等会商，如何做好鲁迅丧事的有关工作。夏衍回忆说：“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沙千里还告诉我们，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仆、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 txt小说上传分享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4）
（《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第89－90页）冯雪峰在丧事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作为治丧委员会委员，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这民族大悲痛的日子里，社会各界人士，两个口号争论双方的许多作家，都写了诗文挽联悼念鲁迅。周扬等组织成立起来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敬送的挽联写道：“鲁迅先生奠定了现在中国文坛的基础，到临死的时候还领导着青年们向前迈进，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位先驱者的陨落，敬致万分的哀悼”。夏衍《在大的悲哀里》写道：“在中国民族的解放战阵里面，一面有光辉的大旗被吹倒了！这是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这是中国和世界被压迫大众的最大的悲哀。在这巨人的灵前默祷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他的愤怒为愤怒，以他的憎恶为憎恶，以他的决心为决心，继续他的遗志，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徐懋庸送的挽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鲁迅的丧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和成功，实际上是革命力量和爱国力量团结战斗的一次大检阅。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阶级矛盾相对退居次要地位，党的斗争策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
应当说，“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是左翼文坛面对新形势，自觉克服自身多年来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业已迅速打开的工作局面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由于“左”的思想没有得到清算，在争论过程中，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又顽强地表现出来，在周扬一方尤为突出。在这场论争中，周扬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在强调文艺家在抗日这个政治目标上的统一和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对文艺家各自在创作上的自由注意不够，要求所有的文艺家都以国防为主题，那就未免把复杂的艺术创作简单化了。这当然不只是周扬个人的问题，正是左翼文坛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来一向主张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论争的过程中，既强调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上的联合与统一，又强调在文艺创作上的充分自由，在赞成或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左翼作家中，都有一些人认为“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联合战线的口号，但不能作为创作口号，这是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是在这场论争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收获。至于在争论中你指责我搞阶级投降主义，我指责你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不可取的。总的来看，事情不具有这种性质，还构不成路线问题，一方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也不是“左”倾机会主义。双方在政治上都是革命同志，而不是敌人。
对于这次论争，周扬后来曾在许多场合多次作自我批评，说自己那时年轻幼稚，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够，许多事情处理得不好，当时时局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应在党外充分酝酿，特别应当尊重鲁迅的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商量不够，又有宗派主义情绪，作为“文委”的负责人，对两个口号的争论是有责任的。1961年3月，他在同电影《鲁迅传》编创人员的谈话中说，左翼文艺运动功劳很大，但有缺点，一个缺点是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占领导地位，左翼文艺运动也受到影响；再一个缺点是领导骨干作风问题，“领导作风大概有‘五风’，有时候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鲁迅是与我们这些人不同的。他懂得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对中国整个社会有深刻的观察。他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是单凭一股热情，而是经过自己深沉的思考和探索。鲁迅对我们的幼稚、有些‘共产风’、‘浮夸风’，把革命看得太容易，还有些‘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风’是没有的。要天天搬家，生活很苦，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特殊’）是不满的。鲁迅不喜欢‘革命空谈’，他讲究实际，赞成实干，实事求是。”（《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周扬文集》第3卷第280页）1962年11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时说，“应该首先肯定两个口号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国防文学’提得很早，影响很多人，各方面人士都接受，连最落后的都接受。‘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很通俗，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影响。缺点是不能表现阶级立场，各阶级都可以有它的‘国防文学’。作为进步作家的口号是不够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它有‘革命’，有‘大众’，也蛮好，有阶级规定，但一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这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应互相反对，互相攻击。被攻击的首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都有宗派情绪，如果现在，你再挑动我也不争了。
那时是火烈性子，辛辛苦苦搞得东西，那么多人赞成，你来反对，不行。这些内部情况书中可以少讲些。文学史不是运动史，这些我最不愿讲。文学史还是多讲作家作品。要肯定‘两个口号’都是对的。提出‘国防文学’本来是要克服宗派主义，团结更多的人，可是结果连周围的人都不能团结，团结了周瘦鹃，却没有团结鲁迅，这自然是不好的。在争论过程中又暴露出宗派主义。”（《周扬文集》第4卷第238页）“文革”十年###结束之后，1978年4月29日，他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的访谈时又说：“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同时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被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他说：这个论争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同他（指胡风——引者注）争论。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扬的这些看法和分析，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与鲁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8 初到延安（1）
到延安去 受到鲁迅公开指名批评，周扬感到压力很大，很受压抑。这是周扬一生中第一次受到的最为严重的打击和挫折，“文委”书记的工作自然做不下去了，原来十分繁忙的他，现在很少外出活动，在家里过了一段冷冷清清的生活。苏灵扬这样回忆说：“一切明白了，胡风的文章、口号，是鲁迅先生请他写的。既然如此，两个口号之争从此停止。”“这时，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在家时间多，就可以多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可以到生活书店向张仲实同志处多领一点儿稿费。我们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孩，生活反倒较前宽裕些。这段时间约有半年左右，当时我不太懂，后来知道当时周扬不担任‘文委’书记了。”“我们从此就过了一段虽然冷冷清清，但比较安定的生活。生活虽然安定些，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愉快。在火热的斗争中生活惯了的人，字典里查不到‘安适’两个字，何况外界的生活是如此沸腾。‘西安事变’，我们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度过的。”（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
盟员的回忆》，《忆周扬》60－61页） 在这段时间，周扬除了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外，还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有《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论〈雷雨〉和〈日出〉》、《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后和到延安之前，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和在文艺思想上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文艺的特殊性的强调，对于创作上的自由竞赛的提倡，对于文艺批评中的粗暴倾向的严肃的批评。周扬对于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形象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本书在前面已经作过介绍。这时的周扬仍然认定：“我们要用文学的力量来帮助民族的解放，国防文学的提倡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但与往日不同的是，善于从挫折和失败中学习的他，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接受了有益的批评意见，对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作了纠正。他说：“在作家的相互关系上，尤需要有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不容许文坛上的命令主义，独断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