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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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搏战过来，辨识了生活的每根纤维，直探了它的心脏，掌握了生活的全部规律，所以在任何变化面前都能从容自如。”“人愈是生活丰富的，愈能取一定的距离来看生活；愈是情绪饱满的，情绪愈不外露。
　　真正出色的作家，他不是随意抓到一件什么事就来写，一有感触就发泄无余，他要搜集无数生活的事实，从它们里面提炼出精粹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贯注在它们上面，一直到自己的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为止。记得有个什么作家关于创作过程仿佛曾有过类似这样的比喻：一大堆潮湿的干草垒在那里，里面有火在潜燃着，却烧不出来，尽是在冒烟，这样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完全出你意外地，火从里面着出来了，火舌伸吐着，照得满天通红。这个火就是融化了客观的主观，突入了对象的热情。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周扬文集》第1卷第327、328页）这些生动深刻精彩的论述表明，周扬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是深深地懂得艺术创作的规律的。他的结论是，做一个作家，首先当然要有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一种思想的和技术的武装；而要获取这，就必须付出长期地专一地刻苦地学习的代价。”（同上，第329页）这样的思想认识，同他在鲁艺注重技术的提高是完全一致的。　。　想看书来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近一年之前，周扬在这篇文章中就对文艺界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作家在精神上与周围环境发生了矛盾”应如何对待的问题。他说，作家来到延安，“处身在他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中了，他看到了光明，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作家走着他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的步伐，和那生活的步调就不一定合得很齐。有时他觉得生活还远落在他理想后面呢，他停下来，微微觉得失望；有时生活却又实在跑过他前头去了，有一种什么旧的意识的或习惯的力量绊住了，他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生活的不能协调。”（《周扬文集》第1卷第334页）
　　周扬一方面殷切期望作家们打破自己的生活圈子，和新生活打成一片，解决与根据地这一新的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说：“延安也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象。”“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不好的话（而且并不是说整个延安），就以为是他在反对着我们了。”
　　“小小的意见分歧，习惯不相同，一时的个人心情不好或感情冲动，这些都不应当提到原则的问题上去。”（同上，第336页）他主张作家走出窑洞，到老百姓中间去，多体验实际生活，参加一点实际工作，更广泛地、多方面地、深入地从日常生活上去和各种式样的人接触，和他们做知心朋友，是一定会有益处的。至于写什么，则完全是作家的自由。“在题材、样式、手法等等上必须容许最广泛的范围。
　　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同上，第338页）这样一种广阔宽厚的襟怀，同他在鲁艺的倡导的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回想30年代，那时周扬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文艺家曾对“创作自由”胡批一气，如今他也力倡“创作自由”了，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啊！　“提高”是对的，但不该“关门”　经毛泽东精心审阅修改过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表达了周扬对民族形式问题的全面的系统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周扬是较早地将民族形式问题同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将它纳入现实主义范畴的理论家之一。他说：“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旧形式当作认识中国，表现中国之一个重要部分，把吸收旧形式中的优良成果当作新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必要源泉。”“离开现实主义的方针，一切关于形式的论辩，都将会成为烦琐主义与空谈。”（《周扬文集》第1卷第301、304页）周扬在这篇文章中辩证地阐明了利用旧形式与发展新形式的关系。他说，利用旧形式不但不放弃而且仍要以发展新形式为主，利用旧形式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成，而且正是以实现后者为目的。“利用旧形式也并不是停止于旧形式，保存旧形式的整体，而正是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周扬文集》第1卷第295页）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努力接近大众但还不够大众化提出了批评：“有些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貌服装虽还是中国的，但行动总显得有一点矫作，谈吐也不很自然，他和我们仿佛总有一点疏隔，他不是我们的亲兄弟，亲骨肉，在他身上总好像缺少一点什么。原来他少了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我们的作家太纠缠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太沉溺于外国作品的世界了。他接触老百姓太少了，看自己的中国看得太少了。”（同上，第299页）周扬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对文艺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使进步文艺与落后的农村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因此，绵密认真地去观察、研究、反映他们的观念、见解、风习、语言、信仰、趣味等等，就成为现实情势所加于新文艺的责任。他主张：“一面尽可能利用旧形式，使之与大众化的新形式平行，在多少造就大众的欣赏水平中逐渐提高作品之艺术的质量，把他们的欣赏能力也跟着逐渐提高，一直到能鉴赏高级的艺术；另一方面所谓高级的现在的新文艺应切实大众化，一直到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这两个方面“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发展，一直到艺术与大众之最后的完全的结合”。目标和路线是“为文艺与现实之更接近，与大众之更接近，以达到更高更完全的民主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中国文艺之建立”。（同上，第303、304页）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5）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12月，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党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4月3日中央发出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整风的决定，同时发出总学委会的通知，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就在当天，鲁艺召开了扩大的院务会议，布置整风和检查工作。周扬在动员会上说，鲁艺的同志与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某些地方是脱了节，好像坐在碉堡里空想着培养提高，实际陷于空虚。
　　他要求大家不要轻视工农，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积极投入整风，成为真正的艺术干部。
　　5月30日，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刚刚一周的那一天，毛泽东来到鲁艺，在周扬的陪同下，信步来到院内的篮球场上，在全院师生的热烈的掌声中，以他惯有的幽默和风趣再一次发表了亲切动人的讲话。他说，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的。戏里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所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还用大树和豆芽菜比喻提高和普及的关系。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尔盖那个地方，长得有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尔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毛泽东还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
　　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66－367页）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鲁艺的整风学习，问题更集中到审查鲁艺的教育方针及实施情况上来。人人都在思考：路怎么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游离于实际斗争生活？以往的平静打破了，各个系都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辩论，也有的在作检讨。
　　8月，鲁艺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周扬作了总结报告，9月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题为《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文章说：“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贯串于从教育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这是根本方针上的错误。‘关门提高’四个字出色地概括了方针错误的全部内容。”“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鲁艺的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串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在这里主要表现在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出了关门提高的错误。鲁艺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注重技术学习也是对的，但鲁艺是一个革命的艺术专门党校，艺术性与革命性必须紧紧结合。艺术性与革命性的结合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标榜现实主义是对的，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却多少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因而不正确的理解，由此招致了技术学习上的偏向。这些便是方针错误的理论根源，我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周扬文集》第407、411－412页）周扬在文章中还说，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自己的错误是，一、没有认识到就整个文化工作来看，普及是第一位的工作；二、没有认识到就提高工作本身来看，提高必须有普及做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6）
他沉痛地说：“对于我们，除了为工农的艺术，除了向工农大众去普及这种艺术与根据这种普及的基础而加以提高，还有什么第二个方向、第二个任务没有呢？再也没有了。”（同上，第413页）
　　周扬发表于1944年1月16日《新华日报》的《论艺术教育的方针》一文，再次谈了自己通过整风对艺术教育方针问题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