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归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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畹奶吹囊坏郎恕�195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和澎湖。同年11月，美国在台成立了“协防司令部”。美国的态度使得蒋介石产生了“光复大陆”的幻想。早在1952 年10 月，国民党就通过了“*案”，正式确立了“攻势作战”的军事战略。此时，台湾招募派遣了大批特务潜入大陆，台海之间的暗战空前激烈。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向已经入狱一年的刘青石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只要他愿意前往大陆，利用曾经的身份为台湾刺探情报，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即刻放人。
刘青石当然立刻明白了敌人的用意，他知道如果自己回到大陆不能够重新获得组织信任的话，那么台湾方面就等于是借刀杀人。而反之，如果他能够获得信任的话，他也只能为了在台亲人的安全而替国民党卖命。思前想后，刘青石觉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大陆，把一切向组织说清楚，得到组织信任之后迅速消失，给台湾造成自己已经被杀的假象。这样他才
能够既不违背自己的信仰，又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虽然对刘青石来讲，未来的一切都是无法预知的，但他最终还是作出了返回大陆的决定。
陈晓楠：当时回大陆去有没有顾虑呢？
刘青石：当然有顾虑啊！特别是我的四哥反对，他看的书多，对*的利害关系比较熟悉。他说你有这种情况，经过敌人的手再回去，人家不会相信你的，你说破天也不会相信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好下场。
陈晓楠：你当时怎么想？
刘青石：当时我没有给他回答，但是我心里已经拿定主意了，我有责任把被破坏的情况交给组织，这样我就算完成任务了。我是被捕的，组织破坏的情况，蔡孝乾的情况，就我一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一直觉得有很多事情得跟组织说，跟组织交代完了之后，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你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负责任。我跟敌人说我同意回大陆，我们一家人就被放出来了。在一个小旅馆里， 。 想看书来
一个人的战场：台湾最后被捕的地下交通员（9）
最后一次一家人团聚。那时候大家心里明白只有分离了，但是时间多长就很难讲了。
陈晓楠：走的时候给妻子留下什么话了吗？
刘青石：我跟她说你要是生活有困难呢，可以另外再嫁给别人，反正我是不会再结婚了。迟早有一天我能和你再见面，那时候如果你愿意回来我欢迎，你要是有更好的生活我也不反对。
陈晓楠：你这么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刘青石：哭也哭不出来了。她经过这一系列磨难，人已经麻木了。告别了妻子、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1956 年春夏之交，刘青石途经香港进入了大陆。从台湾回到大陆的刘青石，很快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材料，经过一年的审查后，他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开始了既不是罪犯也说不清身份的农场生活。
陈晓楠：第一步踏上大陆土地是什么感觉啊？
刘青石：在台湾是孤儿，这儿是真正的家。
陈晓楠：虽然这里没有家里人，可你觉得这是真正的家。
刘青石：对，可是孤独寂寞的心情一直没有解除，尤其是后来又被送到农场。那儿都是*、刑事犯、劳动教养犯。我当时心里想，怎么把我下放到这儿来了？是不是把我当敌人啦？日本人怎么打我，国民党怎么欺负我，我都没有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人却把我当敌人，我就觉得受不了。所以一到那儿我就跑，想跑到铁路去撞火车，死了算了。随行的干部把我拉了回来，后来每个月给我寄来30 块钱生活费，意思是没把你当职工，也没把你当坏人，更没把你当干部，就是把你暂时搁在那儿，等台湾解放了情况弄清楚了再解决。既然这么安排，我就在农场安顿下来了。我在农场劳动，插秧、种菜、种苗比谁都快。
陈晓楠：成了一个农民了。
刘青石：比农民还厉害，我插秧八个小时能插一亩二。
陈晓楠：那时候心里后悔回来吗？
刘青石：不后悔。我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信仰。我问心无愧，有什么好后悔的呢？五年过去了，刘青石没有等来台湾的解放，却意外地等来了由组织交给他的一封妻子辗转寄来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诉说了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希望和他早日见面的心情。刘青石捧着妻子的来信看了好几遍，夫妻之情、父女之情在心中纠结，然而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给妻子回信，这封信也被他扔掉了。
对于台湾的亲人，刘青石只能做一个活“死人”。而在农场，他又是一个因为保密的责任，不能暴露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个朋友，身份不明的人。刘青石时常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在台湾那个荒凉的墓地潜伏的岁月，陪伴他的只有漫无边际的孤独。
刘青石：太苦闷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劳动，哪怕是夜里也这样。有时候晚上
睡不着就跑出来去跑跑步。白天的时候参加劳动，累了一睡就算完了。反正不
能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就坏了。有一次斗争会，有一个干部站起来说你是蒋
介石什么什么爪牙，我说你是什么玩意儿，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就被拉进
去批斗了。斗是斗啊，可是我挺高兴的，因为有发泄的地方，要不然神经会错
乱的。虽然被批斗，但我好像又活过来了，人家看着我好像挺可怜的，但是我
还望着他们，挺着胸，好像挺英雄似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个人的战场：台湾最后被捕的地下交通员（10）
在农场劳动了22 年后，已经56 岁的刘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当上了一名日语教师。1979 年的一天，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四哥从日本托人寄来的信。从信中他得知了妻子还活着，两个孩子在美国的消息。刘青石大喜过望，迫切希望能够见到妻子，向她表达自己内心深深的歉意。刘青石的两个孩子把母亲从台湾接到了美国，安排两个老人在美国见
面，刘青石开始马不停蹄地办理签证。然而妻子得知刘青石在大陆的情况之后，给刘青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不认识刘青石这个人。妻子的来信，把刘青石对久别重逢的种种美好想象都击得粉碎。没有等刘青石到达美国，妻子就返回了台湾。刘青石和两个孩子相隔30 年后的相见，也没有太多久别重逢的激动。
刘青石：妻子是这样的反应我也理解。在台湾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危险人物。1992 年的时候，我从香港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这是我36 年来第一次回台湾，我哥哥什么的所有家属都在机场排队等着。结果我坐的班机延误了，听到喇叭消息说班机延误，他们以为是我又被抓了，大家一个个都跑了。
陈晓楠：还是心有余悸。
刘青石：对，他们觉得我和危险是连在一起的，和我太接近了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台湾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和孩子们见面也有隔阂，我们一见面就分三国，一个是赞成独立的大女婿，二女婿是倾向国民党的，我是倾向共产党的，说话都不一致。我总觉得有内疚啊，只尽到生育之责任，没有尽到养育之责任，所以我自己到洛杉矶去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呢？帮厨。我那会儿59 岁了，每天干12 个小时，因为我受过苦啊，也不觉得怎么样。人家日本人都害怕了，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重体力劳动。要关门的时候，我负责刷油锅，一小时挣三块七毛五。
1983 年，得知自己已获得*的刘青石，一个人从美国踏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在他看来，这里是他精神上的归宿。回到北京的刘青石只想安静地走完自己的余生，然而1990 年，一个台湾中年男子的突然到访又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这个不速之客是40 年前因刘青石妻子告密而被捕枪决的唐志堂的儿子。在唐志堂被枪决之后，他在台湾一直过着受歧视的生活。因此心中对刘青石充满了仇恨，一度想要杀了刘青石替父亲报仇。刘青石对好友的愧疚消弭了他心中的仇恨。
1991 年，刘青石见到了唐志堂的妻子陈玉枝。丈夫被枪决后，陈玉枝为了孩子一直未婚，62 岁依然孤身一人。1992 年的冬天，刘青石和陈玉枝结婚，在人生的黄昏组成了一
个新的家庭。2003 年，在一起相依相伴走过10 年后，陈玉枝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告诉刘青石，这10 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刘青石：我心里跟唐志堂讲，受苦受难的是你的家属，我想只要能够做一点哪怕是微薄的贡献来弥补我的良心的苛责，我就满足了。希望他理解我，谅解我。
陈晓楠：你有一种还债心理。
刘青石：还债的心情。这么多年来，说实话我也有埋怨的时候，但都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因为我想到我当时参加革命的目的，想到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想到牺牲的同志，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内心是平静的。我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信仰，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那些被我连累的人。我现在回台湾就是给父母扫墓，除去这个以外我谁也不敢见。说实在的，比起他们来，我心里有愧，毕竟我还活着，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块儿走的。
□ 陈晓楠
86 岁的刘青石如今独居在北京，和其他大爷大妈一样，每天早上他都会出门遛遛弯，锻炼锻炼身体，天气好的时候，他也会下楼和其他的人聊聊天、下下棋。每天小时工给他上门做一顿饭。而大部分时间，他也只是待在屋子里面读读书、看看报。在外人眼里，他的确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退休老人。只是稍让人们觉得有点奇怪的是，80多岁的老人了，却一个人孤身居住，很少看到他家里有人拜访，对自己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他也很少提及。周围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眼前的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老人，拥有着和他们绝然不同的人生。
总结自己的人生，刘青石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一言难尽”。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非常少，但是知道的人都会跟他这么说：“您的人生真的是太传奇了！”每当这个时候，刘青石就会意味深长地笑一笑，因为他知道，对他来讲，这“传奇”二字写来实在不轻松。
命如棋子：我的国民党特务生涯（1）
三名潜入大陆的台湾特务，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暗战，一群现实世界里的007，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了命运的人。
人物档案
姜建国，73 岁。父亲为上海资本家，1949 年后逃往海外。改革开放后，赴香港接受遗产，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1987 年成为台湾情报人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5 年。现居香港，无业，以捡垃圾为生。
陈景圣，60 岁，国民党高官幼子，“*”中遭受*。改革开放后到香港打拼，接受策反成为台湾特务。1981 年至1993 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现居香港，无业，靠特区政府援助金生活。
阚中干，73 岁，生于上海，长于台湾，举目无亲之下加入台湾特工组织。1958 年潜伏回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