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系统是好友- 第15部分

当代中国（15）
正因为这个诱惑很强大，所以，任何企业都无法信任其他企业能够抵御这样的诱惑，所以，先下手为强、违反价格同盟的约定是最好的策略。在著名的“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因为被彼此隔开，而不能商定最优策略。但在现实中，即使企业可以面对面商谈，由于无法实现彼此充分的信任，他们也实际上相当于处在被彼此“隔开”的境地。
　　那么，是否可以说，如果企业间能够形成充分的信任，就可以长久维持价格同盟呢？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形成这种充分的信任呢？答案是，当政府出面以强制力和垄断维持价格同盟时，就会形成这种彼此之间的“充分信任”。在政府的强力作用下，企业可以不必担心其他企业偷偷降价，这时，价格同盟形成的人为高价就会长久地维持下去。
　　所以，面对价格同盟，公众要做的就是关注其背后是否有政府的强制力作为依托。如果有，对这种价格同盟就要坚决反对，不过，这时实际上反对的不是价格同盟本身，而是在反对政府对市场秩序的干预和破坏。如果没有发现政府强制力，那么，价格同盟就不足为虑。无须把它当回事，付之一笑可也。
　　2007年4月，重庆600多家洗车行结成“涨价联盟”，将洗车费由原先的10元涨到20元。车主纷纷抗议，但洗车行坚持不让步。可是，三个月后，这场轰轰烈烈的价格同盟却悄然瓦解。先是20元，然后变相打折，后来干脆降回到10元。更可笑的是，这其实不是重庆洗车行第一次“联手涨价”了。2005年10月和2006年10月，重庆汽车行就曾两次联手将洗车价格从10元提升到了20元，均无疾而终。2007年，洗车行们不知为何又一次故伎重演，也又一次铩羽而归。真可谓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值得赞许的是，面对洗车行的“联手涨价”，重庆市相关的政府部门表现出了对市场规律的高度尊重，没有轻率地进行行政干预。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够这样尊重市场。近来，对方便面的涨价，政府部门就威胁要制裁有关企业。为此，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不得不公开发表对公众的道歉信。有意思的是，道歉归道歉，但协会并没有在信中表示要求企业恢复原来的价格。
　　其实，方便面的涨价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许多食品及原材料价格都有了大幅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方便面虽然有可能不涨价，由企业自己消化上升的成本，但如果出现涨价，也很正常。
　　有人说，方便面企业可以涨价，但不可以串谋以后再涨价。关键是串谋，而不是涨价本身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只要企业不串谋，即使同时涨价，也不算违规。
　　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首先，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同行之间进行某种协商，实在是太容易了。甚至都不需要坐到一起。所谓串谋与否，实在难于判断。其次，如果确实出现市场变化，价格需要上涨，这时，同行之间的协商其实很有好处。
　　假设，同行企业之间无法就价格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商，忽然，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厂商怎么办呢？如果某家厂商率先涨价，他就要冒失去市场占有率的风险，可是如果不涨价，经营压力又越来越大，甚至会难以为继。面对这种两难，厂商往往会选择采用诸如降低品质、减少分量等不公开的办法，进行事实上的涨价。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不利的，比正常涨价还要不利。消费者在这时不得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质量下降等新的风险。对于厂商和消费者来说，这是双输的局面。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代中国（16）
事实上，本次方便面涨价以前，确实出现了部分厂商减小面块重量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瘦身”的隐性涨价行为。当然，后来随着价格的上涨，“瘦身”的问题应该被解决了。如果有同行之间的协商，就可以尽量避免这种隐形涨价行为，缩短同行之间彼此互相试探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中的败德行为。换句话说，如果市场环境决定了必须要涨价的话，大家同时涨，其实是无谓消耗最小的解决方案。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价格同盟很可能是一种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消费者的行为，因为它可以减少必须进行的价格调整的时间和成本。于是，可以看到，在外部竞争存在、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情况下，如果不符合市场供需形势，那么，价格同盟必然以失败告终。如果符合市场供需形势，那么，价格同盟就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事情。总之，只要没有政府强制力的存在，就无须担心价格同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相反，如果为了打破价格同盟而引入政府强制干预，这才是对消费者利益的最大损害。
　　而且，已经形成的价格同盟，即使符合市场竞争价格，也不可能阻止各个厂商继续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来尽可能降低价格，也不能阻止未来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原材料价格出现下降时，厂商不会重新降价。实际上，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方便面悄然降价的现象。
　　保护市场秩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排斥强制性的因素存在，尽量坚持各方自愿交易的原则。如果这个大前提不变，对于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制度本身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
　　在三次访华中，米尔顿·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重要性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也许就是他的学术对立面凯恩斯。但是，随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的重新勃兴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衰落，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可以稳坐20世纪经济学第一人的位置了。
　　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夫人萝丝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叙述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弗里德曼对中国香港的经济制度赞不绝口，认为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杰出典范，并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十分关注。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中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
　　弗里德曼三次访华的时间，正好跨越了中国改革从开始到深入，其间经历反复并重新加速发展的复杂过程。在长期封闭以后，中国重新走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外界的知识和信息。弗里德曼这位顶尖经济学家这时对中国的访问，正是当时中美之间知识文化交流的缩影。

当代中国（17）
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过去的道路行不通。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的好话。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则基本上一无所知。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在和中国知识界的会谈中，弗里德曼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出席者要么是年长的老人，要么是很年轻的人，没有中年的一代。他看出这是多年政治运动的结果。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老年人，由于早年受过西方的经济学教育，可以正确理解弗里德曼的观点，而那些年轻人，往往还在讨论诸如“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等问题。不过，由于现实变革的要求，他们很希望了解市场经济体制是怎么回事。当时中国与外界的贫富对比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好奇心。
　　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重要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
　　第一站是上海。弗里德曼发表了演讲，强调了发挥个人知识性与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自愿合作的效率。他指出，中国可以效仿亚洲的新兴工业体，在几十年内取得西方国家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对于当时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也进行了讨论，说明通货膨胀源于货币发行过多。
　　随后是这次访问的高潮，弗里德曼来到北京，会见了当时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弗里德曼发现，这位主导改革的领导人对经济问题有相当丰富的见解。尽管弗里德曼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这位领导人显然很快理解了弗里德曼关于市场自由的观点，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会谈的气氛颇为热烈，时间由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两小时，而且，会谈结束以后，这位领导人亲自送弗里德曼到汽车前。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也许唯一遗憾的是，弗里德曼没有更早几年与这位领导人进行会谈，那样的话，也许弗里德曼的观点对中国的改革会有更大的影响。
　　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蓬勃发展中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客人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客人在中国已经可以享受到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服务。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时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弗里德曼显然无法同意这一点。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大力吸收外界知识了。但实际上，弗里德曼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观点更切合这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场制度，还是尝试一条“第三条道路”？这个已被弗里德曼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多年。。　最好的txt下载网

当代中国（18）
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四、世界各国
　　“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德国的故事（一）
　　美军可以战胜德军，但他们不能战胜供求规律。于是，美军放弃了打击德国黑市的努力，转而求助于古老的政治信条——“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
　　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他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他本人和整个德国都将陷入无尽的深渊。元首的“许诺”变成了现实。二战结束之时，德国确实遭到了彻底的瓦解和破坏。其程度之深，破坏之烈，前所未有。
　　战争把德国的城市变成了碎砖烂瓦，其间穿行着饥饿寒冷的人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爆发革命了，因为可用来*示威的街道都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办法再使人们相信什么“背后的一刀”的说法了。德国人知道，这次他们是彻底的失败。
　　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个想法看起来很荒唐。仅仅清除大轰炸造成的堆积如山的瓦砾，大概就需要几十年。有人统计后发现，每天清除1000吨碎石，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把柏林清理干净。既然如此，美国人决定把德国重建为一个农业国家，这也是为了防止她再次发动战争。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德国人无暇顾及这个重大决定。他们首先需要应付每天的日常生计，要想办法吃饱穿暖。被称为帝国“面包篮子”的东德地区已被苏联占领，不再向西德输出粮食。这加剧了食品供应的紧张形势。1946年，鲁尔工业区的食品定量是每人每天不到1000卡，而1936年的国际标准是每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2400卡才能维持基本健康。也就是说，德国工人基本上吃不饱饭。1946…1947年冬季是20世纪最寒冷的一个冬季，可供取暖的煤极度缺乏。科隆的红衣主教正式宣布，凡是在有煤的地方，偷煤不再是罪孽。
　　幸运的是，相比于一片瓦砾的城市，德国乡村的情况要好得多。这多少缓解了一些严峻的形势。除了那些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农民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他们往往还有一些余粮，而且，他们的余粮不出家门就可以卖得高价，黑市已开到他们家门口来了。城里人用仅有的一点财产——从废墟中挖出来的珠宝、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