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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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这个股权变动以前,企业有为数不少的资本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这部分资产在股权分配时没有动用。在股权分配完成以后,这些资产被转增为股本。占有较多股份的企业管理者自然在这个转增中得到更多。于是,企业管理者的股权比重进一步增加了。随后在1997年,又进行了股份调整。通过一系列操作,镇政府的股权比重再一次下降,降到了,企业创办者超过了镇政府,成为了企业的第一大股东。
对股份公司进行新的登记,进行所谓的规范化管理,这其实也是一种政府管制。现实中,这种频繁进行的登记制度已经成为对企业发展的一种干扰。但是,在浙江这家企业那里,这次登记反倒成为他们健全企业机制的一个机会。企业家的股权进一步增加了,并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企业真正的大股东。
到了1998年,这家企业的股权结构基本上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其中,企业创办者及其家族成员一共拥有企业股权的44%,企业管理者以外的员工股份,原本属于员工个人,但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在当地劳动局注册成立了一家职工劳动保障基金会,员工股份转到了这家基金会。后来,这个基金会转变为员工持股会。
在这家企业开始谋求公开上市、发行股票时,员工持股会成为一个合法性障碍,因为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禁止上市公司发行内部职工股。对这个问题,企业又设计出了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由职工自己去寻找代理人,委托他们持有股份。一共确定了25个代理人,再加上其他投资者,成立了一家专门的投资公司,持有这部分员工股。这样,基本上就解决了上市的法律问题。在经过了一次复议以后,最终在2000年12月,浙江这家公司成功实现了公开上市。围绕着这家企业所有权的种种法律上的变化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余下的事情就是看市场竞争的过程和结果了。政府管制的影响至少在法律层面上不再存在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代中国(11)
这家公司由私人一手创办,后来转变为股份合作公司,再以后又成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最终成为上市股份公司。历经这些复杂的变化,公司创办人居然能够始终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断扩大自己在法律意义上的企业所有权,最终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股东。在中国所有上市公司里面,这家公司是经理人持有股份最多的公司之一。
这位企业家实现企业所有权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企业所有制逐渐在中国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企业所有制不断克服来自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政府管制,最终赢得了合法的地位。让人不得不赞叹的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几乎从不公开反对和抵制政府管制,但他总能找到有效的办法化解政府管制,并一次次把政府管制变为企业自身机制健全的机会。这其中蕴藏的实践智慧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产业快速变化、市场需求难以把握的现代社会,如果政府还动辄集中力量办大事,必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少数成功者,也不足为训。他们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能力更强,而是因为政府投资敢于冒过分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企业家不敢承担的。而对于纳税人来说,一个率性大胆的政府可不是什么好事。其鲁莽的举动很可能带来巨大损失。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产业变化速度大大加快。短短几年内,原有的巨大产业,可能就会衰落乃至消失,新的产业出现并迅速成长,成为庞然大物。新产业既可能是前途远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也可能仅仅是昙花一现、过渡型的产业。这种种复杂快速的变化,在以往传统社会中是非常少见的。传统社会中,出现新产业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不多见,原有的产业一般也很少消失。某个产业,一旦形成规模,就会长久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难以动摇。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别,让人们对社会的关注点前后不同。传统社会更重视有形的资源,如土地、矿产、人力等等,既有的产业格局相当固定,要想取得优势地位,最好或者说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资源投入量。
对现代社会来说,这些有形资源虽然也不可或缺,但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现代社会更加关注资源的调配——企业家是最主要的资源调配者。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能够适时地把资源调配到最适当的领域去,即使并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个社会也能快速发展。相反,如果缺乏优秀的资源调配者,人们就只能延续既有的产业格局,简单地加大资源投入量。这样的风险是,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已投入的资源很可能就会打水漂。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如果不掌握正确的资源分配方式,拥有再多资源也无法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世界各国的财富分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富裕的国家并不见得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多自然资源的国家。许多国家,虽然自然资源颇为丰富,甚至令人羡慕,但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不发达,资源调配者——企业家不能足够地发挥作用,结果长久地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
这也是信息社会代替工业社会的原因。工业社会中,在相对固定的产业格局下,生产什么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又多又快地生产。科技进步,推动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这时,又多又快的生产已经相对容易,而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则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旦犯错,生产能力越强,造成的损失越大。如果由于决策失误,工厂生产出大量消费者不需要、因而市场滞销的商品,这比不生产还要糟。
当代中国(12)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当然是一个信息问题。所以,如何高效快速地表达、传递、共享、积累、分析信息,就成为现代社会最重大的课题。计算机在这方面可以大显身手,因此也就顺势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角色。
资源调配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因此,能否最大限度地成功调配资源,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最理想的资源调配者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家。市场竞争的作用之一就是在人群中发现、挑选出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以合法手段赚到大钱的企业家可以被看作通过了考试的合格人才。他们赚到大钱,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优秀的资源调配者掌握更多的资源,这是好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另有一种选择资源调配者的方式,那就是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官职越大的人,越有权力调配资源。这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错位。官员升迁的过程虽然也是一个淘汰过程,但在挑选优秀资源调配者这方面,官僚体系的淘汰机制往往无效。因此,在调配资源方面,高官的能力远远不如取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家。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官员像企业家那样,具有灵敏的判断能力,只能是一厢情愿。
1980年代开始,电视机开始在中国社会快速普及。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录像机也成为深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那时,拥有一台录像机是十分惬意的事情。好看的电视连续剧,其他人只能按照电视台的播放速度慢慢看,而有录像机的人则可以借来录像带,痛痛快快地一下子看完。遇到好的电视节目,可以用录像机录下来,以后随意反复看。而且,有了录像机,人们还可以通过借录像带,看到许多电视中看不到的时新节目。
种种好处,让录像机一下子成为人们热衷追求的商品之一。但当时中国企业没有生产录像机的能力。磁鼓等录像机核心部件要求的技术条件很高,中国企业一时达不到。录像机市场基本被日本企业占领——基本上全世界的录像机市场都被日本企业占领。
那时,录像机卖得很贵,日本企业的利润很高。中国企业也很想在这个市场中分一杯羹。各地逐渐创办了一些录像机厂。政府的主管部门不打算让这些企业自由发展录像机产业。他们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此前,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发展颇为分散,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各地纷纷开办电视机生产企业。电视机的生产,既分散又落后。其实,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各地电视机生产企业都是地方政府主导创办的,没有遵照正常的经济规律。但在总结电视机生产分散混乱的经验时,政府主管部门却把原因归为市场的自发经营。因此,政府决定采取集中化的方式生产录像机,以避免电视机生产的重复建设。于是,就有了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的“全国录像机专项工程”关键件龙头项目。
当时,国内共有十多条录像机生产线,政府主管部门决定,把全国九家录像机定点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成一座大型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录像机生产龙头企业。
这显然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计划经济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特点,那就是“效仿性”。制定计划的人必定要效仿现实中存在的某种生产模式。没人能计划未来的、不存在的东西。苏联的工业体系就是效仿美国1920年代的工业格局,并将其僵化下来。那种格局的特点是大工业、流水线、巨型企业。如果这种格局能够一直有效,那么,苏联还真有机会赶上美国。可是,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那种大工业的格局早就有了变化和调整。但苏联一直到解体时,都是坚持这种好几十年以前的产业格局。计划经济天生无法应付变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当代中国(13)
中国政府计划录像机的生产时,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希望通过集中录像机生产来取得技术和规模的优势。这个计划成功的基础是,录像机一直是消费者欢迎的商品。在那些计划官员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日本企业不是通过录像机赚了不少钱吗?可惜的是,偏偏就是这个无需论证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2年,按照政府的计划,国内九家录像机共出资20亿元,成立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专门生产磁鼓等录像机关键部件。1994年4月,产品开始量产。6月,华录与日本松下合资成立了华录松下公司,各出资240亿日元。一时间,华录公司欢欣鼓舞,就等着接下来在录像机市场上大把赚钱了。
可是,天不遂人愿。华录公司刚刚完成投资,厉兵秣马,准备大干快上之时,1995年,市场风云突变,VCD出现在市场中。现在看来,VCD仅仅是一种过渡性产品,但光存储代替磁存储却是大势所趋。在新产品的冲击下,录像机一下子成了过时的产品,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退到市场边缘。国内录像机的年销售量从300万台骤减到40万台。而且,以后只能继续减少,再不会出现销量的增长。
市场的突然变化,让华录公司措手不及。生产出来的录像机机芯大量积压,进口的先进设备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公司成立时的几十亿投资的贷款利息却快速增加,企业一下子陷入亏损,亏损额很快达到几亿元。400多名职工成为华录公司所在的大连市第一批下岗职工。
后来,华录公司通过艰苦的努力,转变产品结构,调整产业方向,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