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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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终结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人人皆知的重大历史过程。但这个影响深远、历时多年的运动是怎样终结的，就不是人人皆知了。其实，洋务运动的终结过程，对当代中国社会很有启示，值得深入研究。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从1861年开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国强兵。以往不被天朝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历史记录说，洋务运动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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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李鸿章等洋务派政治家的打击非常沉重，但说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这是什么意思？洋务运动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现代化运动。在全国多个省份，地方官员们创办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达到企业创办者当初的设想，但战争本身毕竟没有摧毁这些企业，洋务运动怎么会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终结，到底发生了什么？洋务运动结束以后，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先回顾一下洋务运动的由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表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落后，但清政府的官员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战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大员，痛感西方国家的武力强大，力主引进兴办现代化工业企业，以图富国强兵。一开始，他们仅仅是想要自己制造洋枪洋炮，但很快就扩展为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甚至提出了采用新的政治制度。
大员们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既有中央支持，自己又是总督、巡抚等地方实权人物，洋务派政治家就可以放手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了。他们投入巨资，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一批现代化企业。一时间，洋务运动的开展颇有成效，在政治上开创出清朝“中兴”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洋务运动改变了清朝建国以来一贯的社会经济政策。清朝沿袭中国的历史传统，主张国家不应该直接介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因此，中国经济整体的私有化程度很高。这种状态被洋务运动所改变。洋务派政治家们以“无例可循”为由，改变了社会传统，转而强调朝廷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留给企业家，而是交由官员掌握。
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引下，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直接管理的，都是国有企业。这样的好处是，企业的起点很高，可以筹集大量启动资金，有能力引起先进的技术设备。但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发展就和官员的个人意志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的建立、经营或者放弃全凭主管官员的个人意愿和喜好。
清朝的吏治早已*不堪。官员直接管理企业的结果只能是把企业变成了另一个官场。结果，清朝官场那种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敷衍了事的行事风气成为了洋务派企业的固有弊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除了*以外，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一直非常低下。官员们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知之甚少，由于官场的成功和地位，这些人又都非常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福建马尾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在造船方面一无所知，却拒绝听从专家的意见。船厂聘用的法国专家指出：“兵船狭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风；商船腹宽而楼其上，货客可多装”，在建造的时候要有分别。沈葆桢大人却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宜改为半兵半商之制，使两适其用”。结果，造出来的船两不适用。“累年造船至二十九艘……无一船可充海战之用”。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这些隶属于福建水师的船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快就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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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局中自总办以至司员人等”多年经营，却始终是外行，对于机械制造懵懵懂懂，“岁靡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历史中，类似这种官僚草率决策，甚至胡乱决策的事情层出不穷。“学费”一直在交，却总不见“学生”学成毕业。在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官员经过“公费学习”，从外行转变为内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官办企业的原则，拒绝把企业交给市场中的企业家。结果，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说始终未上正轨，没有形成真正强大、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除了瞎指挥以外，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也是洋务企业无法解决的弊端。当时人说：“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称洋务企业对于官员，“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这种种弊端之下，洋务企业虽然看上去规模庞大，但企业质量非常低下，产品难以满足军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恶果并不明显。当时的中国市场基本还对外封闭，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一个垄断专营的时代。在强势领袖李鸿章的大力保护和享有垄断经营权的条件下，洋务企业得以维持其表面的正常状态。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洋务企业的军工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现实。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洋务运动的信心大减。但这不是洋务运动终结的真正原因。真正终结洋务运动的是随后的市场开放。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对外条约之一，诸多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条，虽然目的是为了扩张日本的利益，却在客观上使中国市场实现了对外开放。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由于清政府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对某国的条款自动对其他国家生效。这样，对日本人开放市场也就等于对所有外国人开放了市场。因此，这个条约实际上为外国资本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开放市场宣告了垄断专营和保护主义时代的终结，为那些官办、半官办的低效、*、管理落后的洋务企业打响了下课铃。
1895年开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每年增速达到10％，各国资本纷纷涌入中国市场。以往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1895年，上海仅有4家外资纱厂，到1910年，已增加到了13家。垄断时期属于不合法创办的大企业，如上海自来水公司、公共租界的电力公司，现在都有了合法的身份，开始大力扩充资本和增加产量。
中国本土企业家也得到了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他们先是推动洋务企业的私有化转型，用各种办法从官员手中接管了这些企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为私营。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帮助了本土企业家，他们发展的速度更快了。1895年到1911年，仅上海一地，就有66家中资企业先后创办。20世纪初，上海的27家缫丝厂中，有24家为中资。
当中外企业家进入市场以后，洋务派的国有企业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洋务运动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无可挽回地宣告终结。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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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国企，都只有在这种或那种垄断条件下才能生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有垄断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企还会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但无论多快的发展速度、多大的规模，国企背后的垄断条件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垄断条件被打破，一旦和私营公司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国企无一例外地会败下阵来。洋务运动就是验证这个规律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在官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三十多年以后，私营力量又一次了主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从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更重要的是，这次恢复不是简单地回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政府不与民争利，还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外开放。因此，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其基础要稳定坚实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在政府力量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中国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几十年相对自由的发展时间。
遗憾的是，洋务运动虽然终结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却挥之不去，始终潜伏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一旦执政者感到他们有能力主导经济向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就会再次出现。1895年以后的清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的主导能力。他们只能知难而退，不再奢望更多。他们的退让使民间私营力量有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但国家的力量终会不断增长，国家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欲望并没有得到制度的有效遏制，于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国家资本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某些时期甚至发展到全面极权的程度。在中国，怎样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为那种以企业家、私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确立可靠的保障，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纳税人会议
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很有名气，不少著名的人物和事件都与之有关。但法租界巡捕房当初成立的过程颇为曲折。这个曲折的过程为人们展示了某些政治哲学核心观念的现实图景。
1857年3月11日，上海的法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当时在上海法租界租有地产的十三个租地人中的六个，以及法国领事爱棠。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法租界市政管理的一些事务，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不要办巡捕房。
1842年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开始来到上海居住和经商。由于实力原因，英国人在上海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法国人并不甘落后。在英国人建立了租界以后，法国人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建起了法租界。
租界位于当时的上海县城以外，基本上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起初，来到租界定居生活的外国人很少，租界的建设进展很慢。后来，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到了上海地区。战争的结果是，上海县城以外的地区几乎都被夷为了平地。战事平息以后，由于土地成了空白状态，来这里租地定居的外国人开始多起来了。
和英租界的自治制度不同，在法租界，法国驻上海领事的作用很大。他几乎成为法租界各项事务的最高领导者。在他的主导下，法租界的市政建设逐步展开。首先由驻上海的法国海军士兵沿黄浦江修了一条道路。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外滩的一部分。随后，其他的一些道路也开始兴建。街道上还装了当时很先进的煤油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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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市政建设的费用由法租界内的租地人以自愿捐助的形式支付。这种筹款形式虽然在初期满足了市政建设的所需，但为未来的财政紧张摆下了伏笔。
随着租界的发展，辖区内的治安逐渐成为一个问题。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许多来自内地和南方的逃难者涌入租界。各种治安事件时有发生。按照条约规定，租界仍然是中国领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