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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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武汉，他们住在武昌昙华村南街。1932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进山前一区教授住宅里。此后，杨端六除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还担当过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个孩子杨弘远。这时，大女儿杨静远已经十岁，如今她回忆那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她说：“在珞珈山时，我母亲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她的书房里，除了沿两面墙的书架上，摆着琳琅满目的中外文学书籍外，还有一些卡片柜，一屉屉的卡片，用工整的字迹抄着中外文资料。我母亲性格开朗、豪爽、热情，近乎天真，不世故，重感情，热爱生活和朋友。我家常有朋友来，不论年老的、年轻的，都喜欢和她谈，谈的多是中外文学轶事。来往较密切的有陈源、凌叔华夫妇和苏雪林先生。我母亲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她也热爱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赋，常独自大声吟诵，读到爱国诗词时，常常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小学毕业后，她就注意在文学上培养我，亲自辅导我学英语，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她喜欢李白、白居易、李后主、李清照、苏东坡、陶渊明，她的性格既热情奔放，又恬淡豁达，我小学毕业后，她教我读《长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记》、《赤壁赋》、《出师表》、《阿房宫赋》和《滕王阁序》等，要求我一遍遍背下来。我父亲则教我读四书，也是成本地背。他们对子女教育很严，我家孩子虽少，又生得迟，但并不娇惯。他们教导我们爱国，要有民族气节，要做诚实，正直的人，要实干，不慕虚荣……”
据周鲠生的女儿周如松教授回忆说：“袁昌英先生那时任武汉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授第二外国语——法文。当时，法文有两个班，另班同学争相到袁先生班上听课。至今武汉大学老教师中，不乏曾从师袁先生学法语而得益匪浅的人。袁先生爱好读书，解放前，薪俸收入的颇大部分用来买书，解放后，几乎全部捐献给武大图书馆。袁先生一生主要时间从事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妇女教育，抗战胜利后，曾倡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未能实现、她曾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办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洁卫生，开展女生课余文娱活动等等，无不躬亲。记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袁先生领导女学生（我是一员），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深得男女同学的支持。”
四
还是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袁昌英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在那时，她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她造诣很深，特别是对中外一些名剧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她还喜欢把戏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对人生、社会、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见解，通过戏剧创作表现出来。她于1929年写成《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这本戏剧集，包括三幕话剧《孔雀东南飞》以及《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前方战士》、《结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个独幕剧。另有未结集的《文坛幻舞》（1935年4月号《文艺月刊》）等。袁昌英在中国女作家群中，是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
著名汉乐府民歌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千百年来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这个美丽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忠贞的爱情和抗争精神。袁昌英的剧本就取材于这首长诗。她根据自己对历史、人生、社会、戏剧的理解，侧重表现的却是母爱与夫妻之爱之间的矛盾。她在剧集序言（一）中写道：“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别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是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了。假使遇着年纪还轻，性情剧烈而又不幸又是寡妇的，这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袁昌英就是基于这种动机，创作了这出剧。苏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一书中的第五十一章《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里，评论说：“婆媳同居的结果，那个做媳妇的固然痛苦，做婆婆的又何尝不痛苦，作者能看出焦母隐痛，用极深刻极细腻的笔法，分析她的心理，把她写成悲剧的主人公，使我们同情都集中于她身上，这就是作者的独到之见。”可见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是与众不同的，但她把母爱与夫妻之爱的矛盾过分绝对化了，没有把这一矛盾冲突的本质——社会的弊端捉到，这里反映出袁先生早期研究及创作中存在的局限性的一面。但她的剧作往往被一种理念所支配，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袁昌英对于戏剧的艺术力量，是刻意追求的。她认为一篇戏剧内的人物、对话、情节、布景、音乐等，虽然各个或许有各个的特点，然而共同的目标是，要产生一种惊人的调和和动人的意境和幻觉。因而她的剧本在当时是产生了影响的。
其他五个独幕剧都是现代剧。《活诗人》描写三个男青年追求一位美丽聪明的女郎，他们作诗比赛，谁第一谁就赢得姑娘的爱情，结果一个为拯救牲灵而忘却作诗的青年，获得第一。剧尾写道：“诗人必有诗人的人格，诗人必有诗人的情感。没有真挚的情感与高尚完美的人格，任他的诗写得天花乱坠，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活生生的诗人……”这里，正表现出作者对于诗人、作家的思想、品德、创作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见解，也是对当时文坛风气的针砭。《究竟谁是扫帚星》和《人之道》，都是表现婚姻恋爱问题的。“五四”以后，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传统，追求自由恋爱，这是一个新的解放。但某些个人主义者，打着个性解放的旗号，牺牲别人，见异思迁，这种人为袁昌英所痛恶，成为她鞭挞的对象。《究竟谁是扫帚星》里的男主角宣称：“我的行动有害于社会，或有益于社会，我都不管。”他明知对不住别人，但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当作扫帚星，不顾一切地撞去。《人之道》中，严肃地批判了负心抛弃妻儿的留洋学者。剧中梅英的道白，正是作者要说的话：“现在这种晃着西洋文化作护符的鬼男女，简直是些野鬼饿兽……你看现在这班称为新男女的罪恶！这种灭绝信义，不顾羞耻，欺善凌弱，自私自利的举动，就是他们所谓人道，所谓人权，所谓新信仰，所谓新生活！”《结婚前的一吻》同样是写婚姻恋爱的，但故事截然不同，它以喜剧的形式，尖锐地讽刺了尽管是进步了的、但仍然没有跳出封建束缚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极大误会。婚前男女允许见面和通信，但只能见一面，因此一直到结婚的那天，男女双方才搞明白，对象认错了。《前方战士》表现了一位信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战士，不受汉奸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
在袁昌英翻译的英国勃拉得霍士的《寂寥似的》独幕剧的引言中，有一段话强调新进的文艺家应当“实地研究我国下层社会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来多创造维新戏剧，有生命的戏剧。因之可以影响及于改良社会，改良生活”。这便是袁昌英的文艺思想，她的创作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阿英评论袁昌英和陈衡哲时说：“她们的意识形态和新文艺运动初期（也可以说是1927年以前）的一般女性作家，有很不相同的所在……一般的女性作家，虽然和她们同样的不为封建阶级所有；但在一般女性作家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意识看来，却潜藏了相当浓重的残余的封建意识，而陈衡哲和袁昌英所反映的创作中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所有的女作家的前面，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代中国女作家》）
五
碧波荡漾的东湖和松林，桂花掩映的珞珈山，是武汉极美的风景区。1932年至1937年，袁昌英就居住在这里。她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评论，发表在《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现代文艺》及《武大文哲季刊》等杂志上。连同1932年前两三年的一些零散作品，袁昌英将其收集起来，出版了《山居散墨》。这本集子是袁先生在这一时期从事教学、研究和创作的实绩。理论评论方面的著作，包括《论戏剧创作》、《文学的使命》、《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以及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皮兰德罗等著名作家的创作特色的文章。由于她精通英文、法文，有较深厚的外国文学艺术修养的功底，她的研究是比较有系统有价值的。在一些文艺观点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像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目的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同时存在一些糊涂的看法。
这本集子中的随笔部分，写得相当精采，有些是记录她在国外生活的所见所闻，写得像小说又像散文，既有揭露西方社会黑暗的，也有歌颂美好高尚品德的。这些赴欧游学的生活片断描写，写出了较深刻的思想意义。最后三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后的感想》及《新春感言》，以个人游历为主，叙事、记游、写景，追忆往事、古今感怀、咏物抒情，无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袁昌英这位爱国者，将多年的私蓄交给学生捐献国家。这年冬天，武汉大学迁校至四川乐山，袁昌英全家溯江而上，来到四川。先是在重庆南岸暂住，然后到乐山，与周鲠生、刘秉麟两家同住在城中心的鼓楼街的一所中式宅院。八年的抗战岁月中，这座山明水秀的川西小城，成了他们的家园。1939年9月18日，日寇狂轰滥炸，全城精华付之一炬。袁昌英家被烧得精光，一家人死里逃生，暂住亲友处，一时靠亲友周济生活。以后为逃避空袭，搬到离城四十里的农村。1943年，他们搬回城内住陕西街，与苏雪林家为邻，凌叔华也住得很近，三位当时有名望的女作家经常往来。
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靠薪水生活的人，日子日益艰难，但袁昌英一直保持饱满的精神，她教授莎士比亚、希腊悲剧、近代欧洲戏剧和法文。除教课外，她还写作。在她的一篇散文《忙》中，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状况：“忙，像我这么一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样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当然跑厨房，经管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又是母亲……又是个教授，每星期八九个钟头的正课，编讲义，看参考书，改卷本……因为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作文章。”
在这期间，袁昌英创作了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出版专著《法国文学》，还把发表的散文、杂文，结集为《行年四十》出版。
在她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歌颂抗战，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她在文章中呼吁：“中华民族是不朽的，我们必要牺牲个别的小生命来维护这种民族的不朽……”她的抗战剧本《饮马长城窟》，歌颂了国民党军人中爱国抗战的力量，揭露了汉奸叛徒的罪恶。
写《法国文学》，是在一个暑假，她不顾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