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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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后所写的东西，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受了果戈理不少的影响。”柳溪说，“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好像是开杂货铺似的，又是进来许多新货，吸收了许多味道不同的营养：我既读高尔基的短篇、长篇，又读塞万提司的《堂·吉河德》。既读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又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烟》、《罗亭》等等，和中国的明清小说。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孩子需要摄取大量的、多方面的营养那样，我以为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不论是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爱。”大概这就是她在艺术上的泛爱主义。直到她从事写作生活以后，柳溪才更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喜爱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绿蒂和捷克的聂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于自幼那种半饥半饱艰苦生活的折磨，又由于过分用功，终于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结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润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学。这就是她中学时代的句号。
她继母由于连续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两度爆发精神分裂症，投过河。而父亲有时与同事去妓院“打茶围”。这时，柳溪从中国妇女的最高意义出发，不计前仇，忘掉恶感，给继母以同情——为她治病，为她打抱不平，毁掉父亲与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义、勇敢的行为，赢得了继母的好感，改善了“关系”。
柳溪虽然在家养病，但依然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了追回童年时代白白流逝的岁月，还在头脑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病愈后，跳四年级，考大学！于是，她花钱托人在北平琉璃厂，一改中小学里用名纪清修，而为纪清亻先，作了一张假文凭，半年后的1939年，便像冒险家一样，真的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长成了细高挑儿），而文凭上却写着：“纪清亻先，女，二十岁”。
柳溪自信考大学对她来说功课不是难关，而最大的难关是身体检查，若没有身体合格证，就不能参加考试。经过检查，她的体重只有八十五磅，仅就这一项便不合录取标准。她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来。也许是她伤心的恸哭感动了他们，经过商议，她终于转悲为喜地得到一张笔试准考证。柳溪说：“如果不发准考证，我也不会再回保定家里，因为我对父母发誓说我一定能考取，这样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点可怜的路费（并答应以后用勤工俭学的钱弥补这笔损失）。”那时正值酷暑，尽管中南海公园的琼岛和流水、鲜花迷人，蝉鸣和鸟叫悦耳，情侣来往如织，但柳溪在那里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每天啃着干烧饼，艰苦地温习功课，背诵历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报考的千余人中只取八名的情况下，她——成了幸运儿……
四
柳溪上大学时，师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学校当时叫女子师范学院，坐落在北平西单李阁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从这所学校后院——一个被高楼和廊庑遮得连白天都得开着电灯的潮湿、阴暗的小单间开始的。她满意极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从那里扬起，船，就从那里远航。那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惊涛骇浪，远方会出现灿烂的朝阳……
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留给她的回忆是亲切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没有藤鞭、没有骂声、没有饥饿和惊吓的生活，我独自毫无干扰地过着读书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间小屋里，她幻想过广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驰骋、翱翔的沙鸥！就在那间小屋里，除了上课，她没有逛过大街、市场，没有看过电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柳溪说：“那时我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时自恨生晚，没有机会与可能享受左联的培养教导。我钦佩冰心与丁玲，喜欢萧红，曾胆大妄想地私下决心：竭诚努力，做她们义学事业的接续人。”在那间小屋里，她再作创作的尝试，以纪莹为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给董太太当使女的那段生活写的《我的童年》，作为征文，刊于《妇女杂志》的“公开你的私生活”的专栏中，并得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男女合校后，柳溪不得不离开那间使她留恋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个大院里，每天穿过绒线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的学校去上课。这期间，她从渴求知识的书斋生活，开始走向了社会的十字街头。柳溪说：“我看到中国人民的亡国命运，远比我个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头，随意被日寇污辱打骂，多少逃难的农民被抓了劳工，送往煤窑或装上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充当华工奴隶。那时，我的心开始了另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这一段觉醒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和苏联十月革命文学，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
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上，每到星期日脱下来洗一洗，晾干后，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裤又瘦又小，缀着补丁。她身边的女同学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钱花，看电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遥自在。但这些，并没有干扰柳溪的情绪，她有自己的王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练就了一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硬功夫，那些既不在我的眼里，更不在我的心里。”她没有自哀自怜命运之苦，她的心和足迹，总是留在那座丁字楼的图书馆里。那里有像一垛垛城墙似的高大书柜，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她总是兴奋地坐在长桌旁，每次都像是第一次置身于浩淼的海洋。她曾天真地计算过：“我这一生，怎样才能读完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从那时起她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看书的页数，不完成，不睡觉。那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安心，只有坐到书桌前，打开散发着书香的书本，她便立刻忘掉一切，甚至忘了参加在风雨操场举行的四十年校庆的音乐会。
柳溪说，她自己是一个既没有女性柔情，又没有韶华青春，“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女子，一头乌黑短发，一副深度眼镜，单调朴素的衣着，永远来去匆匆—那时她缺乏营养，眼球上总长白水泡，疼得钻心；眼科医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营养，就有得白内障和青光眼的可能。为了维持学习生活。她除了写文章得点菲薄的稿费外，便是实行勤工俭学：为别人抄写稿件、教家馆、到中学代课，赚几张日伪“联合准备银价”的钞票，可以买一点鱼肝油、菠菜和水萝卜。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当学校里开始政治性逮捕时，正是她暗自向往革命，而不想当一个书呆式的亡国奴的时候。当时的女大学生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死读书的，梦想当留学博士，当女状元；二，迷恋于爱情生活，整日梳装打扮，想当校花，做名人、达官、阔佬、富商的太太；三，抱着救国的凌云壮志，但不知何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堡垒，一心想通过封锁，奔向雾都重庆；四，不相信“曲线救国”，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而柳溪属于后者。她曾劝阻、挽留过那些主张奔向重庆的同学，也曾偷偷地为之送行。那时她想：“无论是奔向延安、敌后，还是重庆，总比在沦陷区当顺民和亡国奴好！”虽然柳溪知道不少八路军的英雄业绩，向往其卓绝的战斗生活，但苦于没有地下关系。柳溪说：“我仿佛在无边的黑夜踽踽独行，脚步不知迈向何处，睁大两只眼睛，寻找着指路明星……”
柳溪从对个人命运的反抗，进而发展到政治反抗。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有一次借口学校伙食太坏，馒头不熟，她带头砸了饭厅。她把半生不熟的馒头掷向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那样粘满了小馒头。她还痛快淋漓地摔碎了八十多个盘子。她快乐地高声喊着嚷着，这时整个饭厅在一片擂桌砸碗的喧闹声中愤怒地沸腾起来。但第二天，她被叫到教务长面前，指控带头闹事。当然，不管怎样威近利诱，她没有惊慌失措，也决不会承认。柳溪笑着说：“我拿出了过去当野孩子的泼辣派头，我当然没必要向他们诚恳坦白。”
祸根是在食堂风潮中种下的。日本宪兵已经“瞄准”了柳溪。在轰动一时的因“金麻子”枪杀日军中将进行空前大逮捕之后，一位历史老师十分关切地告诉她，不久要逮捕的一批黑名单中有她，要她马上躲一躲，以免受敌人监狱里惨无人道的皮肉之苦。在白色恐怖之中，柳溪中断了三年级的学习，神秘地告别母校，迅速离开北平，无可奈何地回到保定家中。那时她继母已经去世，六十岁的父亲娶了一个只比柳溪大六岁的年轻女子作为第四续室。不久，家庭便爆发不和，灾难接踵而至。那个家庭她无法久留，返回北平后，在一家报社谋了一个学习编辑的位置——整天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里校对令人头疼的稿样。不过，走上社会之后，总算第一次有了勉强糊口的栖身之所。
通过保定老同学，在1943年冬天，柳溪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委员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成员。柳溪说：“我简直无法描摹我当时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地下领导者的情景，他那朴实的农民形象、河北束鹿的家乡口音，永远留在我的脑际……我觉得我寻找了那么久的革命道路，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闪现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奇迹！有时，我甚至唯心地认为，似乎于冥冥中真有个命运主宰，他使我命中注定要走向这条渴求已久的道路。”
柳溪的大胆与富于冒险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她是在远没有认识革命的最高意义之前，便产生了对地下工作者的兴趣与神秘感的。她常常深夜闭户发奋阅读解放区的各种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就是她在沦陷区最恐怖的环境里最爱读的理论书籍。这时候，她除了发展同情革命的对象、宣传解放区、抄传单，给八路军买药品、枪支弹药之外，又开始了她的文字写作生涯。这时期，她先后写了几十篇配合抗日、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的短篇小说，如《沼地》等。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但却是她创作生涯里最初的脚印。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为了掩护和便于搜集有关日军“扫荡”和下乡抢粮的情报，柳溪还深入到敌伪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兼职的华北食粮公社当了一名职员和家庭教师。王荫泰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德国老婆，六个女儿中有三个跟柳溪学习中文——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教她们中国古诗。当然，柳溪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