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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21章

小说: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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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所谓文人画是画家借画中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的一种画法。莫罗瓦介绍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亻叔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膝陇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这段文字对凌叔华绘画艺术的评价是精当的。她是作家、画家,绘画活动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己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翌年法国政府令陈源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ORGE 5),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辞职,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顿,难以维持。    
  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加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发表独幕剧,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的一些关于祖国的文化艺术、风俗人情的作品如《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乡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国各报刊发表后,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好评,尤为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维吉妮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ost)所赞赏。她的自传体的英文作品《古歌集》(ANCIENT ME LODIES)是在V·W00lf指导下写成的,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她对凌叔华说:“写书不要专为外国人读。要为自己所见所知道的写。”凌叔华说:“这对文学工作者很有道理。”《古歌集》出版后极为文化界注意,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还特别撰文加以介绍。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异乡毕竟不是家乡,异国毕竟不是祖国。只有祖国才是自己的母亲。凌叔华是时时想着自己的祖国的。据云,她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当然她不是“白俄”,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画家,一位爱国者,梦寐以求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强大。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    
  长期以来,香港和南洋书市流传着署名“凌叔华”的长篇小说《梦里心声》和短篇小说集《柳惠英》,在一些工具书和评论家的文章里(包括我们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征求意见稿在内),也都把这两本书列在她的名下。1981年5月16日,凌叔华在北京写给我的信中声明说:“《梦里心声》及《柳惠英》二书,均非我的作品。约十年前,我在《南洋商报》声明过一次:非我所作。(当时南洋大学学生寄我一册,问是否拙作)此二书的内容不详,故我不负责任。不料十年之后,二书仍在香港、南洋发售。我也管不得许多,因香港等未加入国际出版法机构,故可以横行无忌,作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吧!(这真是“无本生利的生意”,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万一内容卑鄙无聊,也只好忍受,版税一文不给还是小事。)实在是哭笑不得,你看有何办法!”后来有幸在北京华侨饭店一晤,她又特别强调那两本书不是她的作品。    
  从1960年起,她前后多次回到北京,时时念及祖国的进步和海峡两岸的统一。1970年3月29日,陈源因中风抢救无效而舍世,伦敦《泰晤报》认为,他的逝世使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台湾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可以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之后,凌叔华寂寞地踯躅在异国的夕阳之下。她弹古筝,作国画,侍弄与之为伴的兰花、腊梅、文竹和水仙,她时不时地飞回北京观光、访友。1984年秋,她在伦敦进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伤寒,又跌坏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住进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鲜花、笑脸、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簇拥中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但之后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出现昏迷。在她清醒时,常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那二十八间房子是她的嫁妆,解放后变成了幼儿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    
  一片叶子,曾有过自己火红的青春,也有过寂寞和孤独,飘零九十个春秋,终于又回到出生的那坏圣土,于是,凌叔华虽有留恋,但再无他想,一生的路程终于走完了,可以闭眼了,在1990年5月22日的下午……追悼会上,中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都献了花圈。邓颖超、冰心和巴金各自献了以鲜花玫瑰和白菊编织的花篮。她的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与陈源合葬……    
  凌叔华回归了自然,而给人间留下了精神的永恒。她的作品就是财富。她在创作上的成就主要在早期。    
  自从发表了《酒后》,丁西林又将它改编成剧本《酒后》(刊于《现代评论》十三期,收入戏剧集《一只马蜂》)之后,此类作品一度层出不穷,被人称为“酒后派”。但就凌叔华早期整个创作而言,人们普遍称她是有异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闺秀派和丁玲、冯沅君、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之外的“新闺秀派”。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评论说:“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法国一个画家叫迨迦(D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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