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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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丁玲不死
3月15日，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挽联、花圈；一批又一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盖的那面红旗。这是农工代表们从遥远的北大荒带来的，上面绣着“丁玲不死”四个耀眼的大字。“丁玲不死”既表达了北大荒人对丁玲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丁玲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代表了许许多多与丁玲相识不相识的人对她的“盖棺定论”。多么真诚、简炼、朴素的语言！丁玲逝世后，党和国家给她很高的评价，新华社3月15日在介绍《丁玲的生平》中写道：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
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
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
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文学
家！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也极为关注，前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及作家协会，还有许多外国友人，都发来了唁函，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是的，丁玲不会死，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
杨刚
阎纯德
火，是生命。杨刚是一团烈火，她的精神是一团烈火，燃烧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她的生活“像天空的手指永远挑动竖琴”，“弹着生命浓郁的音乐”
她是一位革命家、作家，是共和国纪念碑底座上一颗储满火的隧石。
我很早就知道她，但并不了解她。1979年，杨刚的挚友——著名作守萧乾，借给我好几本她的著作，还附一则小传及数张照片。于是，我便在无数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的先辈之中，真切地看到了她的身影，在积满尘埃的历史长途上，辨认出她的足迹。
一
杨刚一生走南闯北，云游八方，常无定居之所。青年时代，她在北平参加革命，中年之后，她在北京辞别人间。她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最长，前后大约十五六年。
她在《桓秀外传》的《代序》里说：“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她说的是自己，是她革命生涯的写照。她是一位女强人，聪明、勇敢、勤奋、坚贞，但她是个女人，并非无情。她有过家庭，也有孩子；是她不爱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家庭的温暖吗？不是！而是她把炽烈的感情、深挚的爱，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杨刚曾用英文写过《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但她只写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片段。要了解这位忘我舍身的革命家和作家，必须从头说起。
二
杨刚的家乡——湖北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那里像一个地势低洼的小盆地，水害连年，河水经常淹没那里的庄稼和村庄。民谣说：“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道出了沔阳的苦难。她的家庭，就是那些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是个秀才，早逝后，撇下二十五岁的祖母独立支持赤贫如洗的家庭。她靠日夜给人家洗衣服、修鞋补袜、织布来糊口，靠勤俭供两个儿子念书。当儿子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不久，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做了武昌的守备，后又做过江西的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1905年1月30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杨刚便诞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她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她在英文自传里说，她的父亲“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意志顽强，当他立意要如何时，往往使人觉得他的心肠是铁做的……他可以当面申斥他的上司……”他倔强而固执，认为照别人的意见办事是可耻的。而杨刚的母亲，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她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所以杨刚的父亲常骂她“固执，不听话”，而她则责备丈夫“自私、残忍，是个无用的怪物”。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后来，“慈善”引导她信了佛，于是“施舍”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是在无意识的观察中成长的。杨刚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不仅有父母的影响，也有那些男佣女仆们的影响。婴儿时代，在她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比她大十三岁的姐姐使她那片空白的记忆得到了充实。中国人口之众，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之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思想一直都认为女孩的降生是不祥之兆。杨刚的祖母也特别讨厌女孩，认为女孩都是“赔钱货”。杨刚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
五岁时，杨刚上了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她父亲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可是又认为新式学堂只能培养一些无法无天的寄生虫。杨刚回忆说，她父亲总是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而禁止他们去做想做的事情。他最反对读小说，不仅《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那时老师有绝对权威，可以任意处罚孩子：饿，打，跪石头，不好睡觉……杨刚的头就被老师打破过，淌了一脸血，但她并没有得到同情，母亲说：“谁让你不听老师的话？你这是活该！”这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对母亲束缚的结果，实际上，作为母亲，她心里未必不痛。关于杨刚的私塾生活，1931年她用英文写的自传残稿《童年》中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
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撂下饭碗又去念书……我们每天要
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
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
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
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门只要一响，我们就感到兴
奋，但愿不是塾师来了客人就是家人来看望我们了，这样就可以
休息片刻……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
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于是，她和兄弟姐妹们，曾经报复过一位不学无术而又格外残暴的“无敌”塾师：在他的茶里投放巴豆，使之整夜泻肚不止。
父母的性格，大家庭的众生相，无穷的动乱，家塾的生活，这些便是她记忆里关于童年的主要画面。
三
杨刚原名杨季徵，1922年进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以后改名杨缤，并开始写作，笔名贞白。她学识超群，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她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她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她熟悉各地军阀的情况：他们的实力、后台、动向，以及互相之间的较量。她发表起议论来日惹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辩论问题，坚持己见。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她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中参加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还冒险带头剪掉辫子，以实际行动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是年11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那个难忘的庆祝集会上，她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后，经市学生总会的联系，教会学校也首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葆灵女中经过全校民主选举，廖鸿英当选为主席，谭诲英为英文秘书，杨刚为中文秘书。从此，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凡有事情，她们就在饭厅里饭前饭后向同学们报告，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对杨刚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社会生活，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四
1927年，“四·一二”事变使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黑暗的阴影不断扩大，但光明的因素也在迅速增长。那时，南昌的学生运动和其他地方一样，虽然没有汹涌的浪潮，但6—7月间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时有罢课。葆灵女中校长易人，换成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人。杨刚夏天毕业。由于她平时和毕业考试成绩优秀，经学校推荐，9月免试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
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苛捐杂锐，灾荒连年。中国在动荡着，人民，在苦难中。
杨刚告别故乡北上，在三哥的帮助下来到北平。古都一片杀机。但燕京大学的那片未名湖水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她在英国文学系读书。她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的好感，并结下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从1928年至19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