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研一不爱上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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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面对自己不能认同的事情就必定刨根问底的态度，反而为我日后作为研究者或咨询顾问，带来相当重要的影响和帮助，这倒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参选东京都知事失败后，迄今已经过了十年，但我仍觉得自己丝毫没有改变。虽然大家抬举我为世界级的思想家（大师），称我为“老师”，但我还是维持我高中时代的思维方式，所以怎么也不像个“老师”。
现在的我仍然一旦想到“事实究竟如何？”就开始着手调查、分析，否则绝不罢休。当然在为人之道上则变得更好了，甚至有人会觉得我变得“圆融”了些。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别人的相处应当一向圆融才是。
看过我上电视的某些人会给我忠告：他们觉得我应该可以看起来更和蔼些，或是在没有发表意见时，不妨偶而轻轻地点点头等等。但是，在麦肯锡超过二十几年的岁月，与众多世界级的领导者谈话，并且在国外会议如同竞技场般的场所中的历练，要我在人前傻笑实在觉得失礼，而且，对着摄影机先微笑再开始讲话，让我觉得如同说谎般不够真诚。
然而，我在私底下的生活，事实上却恰好完全相反，也不知道到底从何时开始，我已经给大家留下这样严肃的印象了。
若由我的母亲来描述关于我的故事，我想肯定会让人觉得此人不可靠而且极度爱撒娇吧，总是带着嫉妒的眼神观望我们母子间关系的伶子，此回不知道会怎样描述我们的故事，着实让人充满期待。
退役渔夫的儿子
我和研一在家里分别排行老大与老二，出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的若松区。我出生于昭和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一年）九月，研一则出生于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二月。所以我们的年龄虽相差两岁，但因研一在年头出生，学年只相差一年。
爸爸生于明治四十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昭和六十年（公元一九八五年）辞世。爸爸的老家在长崎县对马市，家业是以捕鱼为生的。但他一心向学，于是只身到东京求学，后来考进了大仓高等商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东京经济大学。这样的选择，对于那个时代以及对马这个小地方而言，是相当不易的，以至于后来研一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才会说出“完全可以体会老爸当年的辛苦”这样的话。毕业后不久，爸爸进了当时还是三越百货食品部的二幸公司（位于现在新宿ALTAR百货的地方）工作，随后跟出生于横滨的妈妈（大正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出生）相亲，昭和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年）结婚后，一起回到福冈老家。
爸爸不常说战时的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他当时是被派到海外作战的职业军人。偶尔爸爸会提起他在诺门罕（Nomonhan）战役（编按：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日军在蒙满边界的诺门罕与外蒙军冲突，俄军支持外蒙军。关东军第二三师团与第七师团几乎全军覆没。九月十五日签定停战协定，史称“诺门罕战役”。）中的往事，这是他不多的战争回忆之一。
直到现在，爸爸还会与当时存活下来的战友们会面。战争结束时，爸爸身在中国东北三省的满州，被委任为陆军大尉，因为是将校阶级，爸爸和我们会面时经常会骑着白马来。因此妈妈常开玩笑：“你爸爸也就只有在战争时才比较伟大。”即便如此，爸爸还是很少跟我们提及战争的事情。
我的名字“伶子”里的“伶”字算是比较罕见的字，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宫内厅里负责演奏雅乐的“伶人”。我是在多年后听见不算优雅的父亲吹嘘说这位“伶人”给我取了这个高贵的名字，才知道这当中的来由。
“研一”的名字则取自爸爸独一无二的挚友小形研三。小形先生不但是父亲的老战友，还曾经是堪称日本园艺始祖、三越百货本店顶楼的雀儿喜园艺的经营者。
所以按照爸爸的说法，“伶子”与“研一”这两个名字是他相当用心的得意之作。战争时期，我们家被疏散到山口县富田的奶奶家避难。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又被送到当时在大阪的外婆家。就这样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好不容易回到福冈。
差点淹死
战后好一段时间，爸爸驾着小船往返于福冈与对马之间，经营卖鱼的生意。对马老家本是做渔业起家的，当时还经营旅馆，兼做从米到煤砖皆备的杂货店生意。所以爸爸和伯父两兄弟得驾着船，将日用品从福冈运过来，卸完货再装载海鲜回去。当时研一才五六岁，也常常被爸爸一起带上船。研一现在从不晕船的惊人功力，恐怕就是小时候在九州西北部海域的玄海滩上锻炼出来的吧。
有一次，研一从对马的码头上跌落差点溺水，幸亏有三堂哥跑去通知爸爸说“小研溺水了！”才捡回性命。直到现在，研一偶尔还会做溺水的噩梦。
这大约是昭和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五○年）左右的事吧。伯父和另外五名船员一起驾船出海到对马，却从此在玄海滩失去踪影，等了好几天也音信全无，不见他们回到福冈来。当时家里为了搜救他们几乎是变卖家产，甚至还租了飞机搜寻，遗憾的是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有人猜测是因为在三吨重的小船上装载了大型烧球式发电机，从而致使船只像铅块般地沉没了；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伯父的船不小心驶过了“李承晚线”（日韩的水域分界线），因此被韩国警方逮捕拘留了。尽管众说纷纭，伯父终究还是一去不回。
这件事把妈妈吓得惶恐不安。她开始说出像“再也受不了福冈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回横滨”之类的话。老实说，妈妈打从结婚起就没适应过九州的生活，只要一逮到机会，就不停地吵着要回东京、回横滨，她甚至禁止我和研一用九州腔说话。但我们却早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九州腔，后来移居横滨时还因此被排挤欺负。（编按，九州腔属于地方方言，与标准日语的差别很大，连一般日本人都未必听得懂。）
总之，一心想回横滨的妈妈四处游说、打听，最后终于在亲戚经营的小造船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于是我们举家迁往横滨定居。这是发生于昭和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五一年）的事，当时我读国小三年级，研一读二年级。
不过是个贪吃鬼
当时还没有*，从福冈到东京我们得坐上整整两天的火车。旅程中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会令研一记忆犹新的事情。尽管这样说也许会惹他生气，但研一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吃鬼”。直到现在，研一仍对食物抱持着一种惊人的执着，一听到哪里有风评好的拉面店，即使得排上一个钟头的队，他也一定不容错过。对我而言，研一算不上是什么老饕，只不过是个贪吃鬼罢了。
在前往东京的列车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当时被称为“进驻军”的美军家庭。
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就是他们把像纸一样的东西撕碎了放到奶瓶中，注入热水，摇晃之后就变成牛奶了。我想那应该是为了方便携带，将牛奶烘干后做成像纸片般的乳制品。总之，研一看得垂涎三尺，简直非要到不可。妈妈为了不让他盯着人家看，还故意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妈妈在很久以后才告诉我，在战后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她其实很想给我们买现在随处可买到的牛奶糖，让我们吃到叫怕为止。
几经周折总算到了横滨，我们搬进位于东急东横线白乐车站附近的小房子里，这是阿姨帮忙找到的房子。我和研一则被安排入读横滨市立白幡国小当插班生。
转学当天，妈妈领着我和研一去上学。我们分别在自己班上做了自我介绍，但两人都因为满口的九州腔，而被班上的同学取笑。大概是因为当时收音机和电视还不像现在那样普及，因此当地人谁也没听过九州腔这种地方方言吧。
我被大家嘲笑后哭着回家，研一虽然和我一样被取笑，但心中想的却是：“啊！我可不能输给这帮家伙！”依照他的想法，如果自己因为方言而被看低，那在功课上就一定要胜过他们。后来当我回头再看研一国小时的照片，他的确是紧咬着牙关，一脸“绝对不会输给你们”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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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才开窍
因为无法完全适应学校的生活，研一的成绩一直到国小三年级都只能算是普通。但一到了四年级，他便开始锋芒毕露，得到了不输给任何人的好成绩。我记得自己国小毕业的时候，五年级的他还代表全校的非毕业班学生致欢送词呢。
在那个时代，兄弟姐妹们总是用同一套教科书，也就是弟妹用的都是兄姐用过的旧书，研一当然也不例外。当他看到我在书上用红笔画的重点时总会说：“姐姐，难怪你成绩老得3（最高分是5）。画的地方根本都不是重点嘛！”研一在看教科书时马上可以抓到重点的功力，从那个时候就很出色了。
即便现在，研一在杂志或电视上与别人对谈之前，常常会先大略读过对方的著作。这种时候他抓重点的功夫就大显身手了。
由此可知，我的成绩单上总是以3为主，偶而才夹连着两三个5，而且往往是音乐、体操或家政等次要科目，从来不会是所谓的主要科目。可是研一的成绩单总是满满的5。一般而言，理科较好的孩子通常在国语、音乐或体育上就相对较弱，但研一却通通都拿5。所以我真的很讨厌在学期末得拿成绩单回家。因为爸爸会说：“拿成绩单来！”，然后把我和研一的成绩单摆在一起看：一边从头到尾满满的都是5，另一边则是大部分是3，夹连着没几个5。
但是一张全是5的成绩单，换个角度看其实和全是3的大同小异，因为两者皆看不出什么科目比较突出。爸爸总是略为瞄一下，说声“嗯，全部都是5”也就结束了。
在那样的境况下，我那夹连在3中的两三个5，比较起来就特别明显。看了这样的成绩单，爸爸总会说：“将来出了社会，是伶子会赢。”然后称赞我虽然成绩不好，却没有迟到或缺席等不良记录。也就因为这样，现在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迟到，这全得感谢已经去世的父亲。不过尽管如此，看成绩单的时候，对当时的我而言还真是一件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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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出走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姐弟并不是那种会恶作剧的孩子。但跟附近的小朋友玩时，偶而还是会不小心打破玻璃，而遭爸爸妈妈责骂。
有一次被爸妈骂完，我们就一起离家出走，从白乐一路走到同属于横滨市的鹤见车站附近的亲戚家去。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话，爸妈为此非常担心。后来还是阿姨给家里打了电报后，我们才搭电车回家。
那时候的研一应该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吧，并没有特别厉害，只称得上是个比较有见解的小男孩。不过，我们两姐弟后面还有一个妹妹，我总是被逼着照顾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妹妹，但研一却对她毫不理会。这样说来，从那时起研一就是个难缠、不服从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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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一，求求你去上学吧！”
白幡国小毕业后，研一入读位于反町的横滨市立栗田谷国中。我则在一年前考进横滨搜真女中。
研一的成绩向来都出类拔萃，我却总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何时念书做功课的。就如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