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药业的真相-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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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教育的推广（1）
许多大型职业会议就像杂货铺，到处都是制药公司俗气的展示，还有朋友般的推销员用礼物极力游说医生的场景。医生在这巨大的展厅里四处游荡，手上拿着印有制药公司标志的帆布袋，满心欢喜的样子，大口嚼着免费的食物，尽情享受各种免费服务，如胆固醇检测、打高尔夫球。这些会议不是严肃的职业会议，那气氛就像是一场内部预演的小贩叫卖会。人们不会相信一个企业对它自己产品的宣传和医药教育是毫无偏见的。但是，制药业认为它应当对医生和公众进行教育，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药物及其针对的疾病。于是，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它们都是制药业慷慨赠与的接受者——都假装相信这些教育。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教育”费用来自制药公司的销售预算。这提示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到底是什么把戏。就像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既当运动员（销售产品）又当裁判员（评价产品）是肯定会有利益冲突的。例如，辉瑞公司肯定不会毫无偏见地将它的治疗抑郁症的产品Zoloft与葛兰素史克公司的Paxil进行比较，或者是毫无偏见地说出这两种药各有什么好处。我们也不能信赖它告诉我们的关于抑郁症的内容。
在上一章中，我们知道制药业承认它们在2001年花费了超过190亿美元的销售费用（还剩下350亿美元没有提及）。像其他行业一样，制药公司认为它们的广告费用也是一种教育。例如，它们说人们通过观看直接面向顾客的电视广告，才得知自己患了以前不知道的疾病。（“天哪，这个Clarinex的广告告诉我我得了花粉热！”）但是，制药公司至少还承认直接面向顾客的广告主要都是推广活动。这并不是我将在本章中讨论的问题。
本章中将要讨论的是那些制药公司认为纯粹是教育活动的费用，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部分费用中的大部分都是直接针对医生的。尽管局外人不能肯定，但是这部分费用很可能就是销售预算中消失的那350亿美元。对大型制药公司来说，维持这个谎言——这些费用是用于教育而不是推广——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规避掉一些推广行为上的法律限制，而且还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公共形象。
先来看两条有关这方面的法律限制。第一，制药公司推销药物未经批准的用途是非法的。FDA批准新药时，会批准该药物的特定用途。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一种药物对某一种特定的感染有效，并不意味着它对另一种感染也有效。为了限制制药公司毫无根据地夸大药物作用，规定不允许它们按照“标签说明之外的用途”——也就是FDA没有批准的用途——去推销药物。然而，医生却不受这个法规的限制。他们有随心所欲地开处方的权力。因此，如果制药公司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说服医生将某种处方药用于标签说明之外的用途，那么该药的销售额肯定会上升。问题是如何规避“不准为这些用途进行推广”的法律禁令。
“教育”在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如果制药公司假装它们只是告诉医生药物可能还有其他的用途，就能够战胜法律。事实上，它们就是这样做的。制药公司赞助那些掩人耳目的教育，而且经常以其赞助的不足为信的研究成果来支持教育。
第二，因为医生开某种处方药而给医生回扣（实质上是贿赂）是违法的。上一章中，我们看到TAP药厂正是因此惹上了官司。TAP案例之后，对大型制药公司赠给医生和医药人员奢侈礼物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多。美国医学会以及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都对分发礼物制定了自律性指南。美国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的总监察长办公室也发出警告，认为即使遵守这些指南也不能彻底避免触犯反回扣法的情况。
但是，这些指南和警告都豁免了教育和研究活动。如果制药公司能够合理地证实它们的活动确实是以教育或研究为目的的，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派发礼品（实质是推广行为）。此外，决定什么是教育或研究、什么是推广的，主要还是制药公司。总监察长办公室在2003年的警告中写道：“制造商应当确定这笔资金是否真的用在了真正的教育或研究上。”对公开礼物的审查越严，制药公司就越会把更多的活动定义为教育和研究活动。
后续医药教育
该行业应感到庆幸，因为医生教育的需求是巨大的。这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被要求在执业生涯中接受后续医药教育（CME），以保持他们的行医资格。这项要求十分严格，并且教育必须由鉴定为合格的机构提供。多数医生通过参加会议和演讲来得到必要的分数——大概一年需要参加一百场。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医药教育就是医生生活的一部分。每一天，全国上下都有数百场甚至数千场这样的会议召开。医生们涌进医院的礼堂、会议中心或者空闲的大厅去学习医药方面的最新发展。一个叫做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ACCME）］的职业组织为那些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授权。这些教育机构包括医学院、医院和各种职业团体。
但是，谁为这些教育付费呢？你也许以为是医生为自己的后续教育付费，因为其他很多职业都是如此。你错了。2001年，制药公司支付了后续医药教育的60％的费用，并且这个比例后来还在不断增大。以前它们是直接赞助那些经授权的教育机构，但是现在它们通常与私营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MECCs）签订合约，来策划会议、准备演讲材料、联系演讲人。非常奇怪的是，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ACCME）批准了一百多家这样的新公司来提供后续医药教育——而不管这些公司其实是受雇于制药公司的营利性组织这个事实。因此，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群公司，它们为大型制药公司服务，但是还宣称自己能毫无偏见地提供药物信息。但是，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在向制药公司推销自己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事实真相。一家公司这样描述自己的业务：“医药教育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借助于它，您能够将信息传达给关键人物，让他们采取行动，从而使您的产品受益。”换句话说就是，雇佣我们吧，我们将会说服医生开你们的药物。一些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为大型广告机构所有，使得后续医药教育与药物推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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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教育的推广（2）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被制药公司雇佣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能够获得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的授权呢？这可能与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ACCME）的特别工作组有关，该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帮助ACCME制定关于利益冲突方面的政策，其成员有一半是教育机构和职业组织的代表，而另一半却来自于制药业或是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本身。因此，ACCME授权于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甚至还授权于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礼来公司，就一点也不显得突兀了。显然，特别工作组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不要让制药公司介入到教育计划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
当然，会有一些强制性手段来检查后续医药教育是否受到了赞助者制药公司的影响。例如，制药公司的资助通常被解释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教育捐款”，这暗示着制药公司不会影响教育计划的内容。演讲者通常会收到制药公司的咨询费，他们通常需要披露他们与制药公司的财务联系——即使披露出有财务联系，通常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制药公司或他们的代理机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通常会建议演讲的主题，而且会搜集演讲需要的材料和图片。医学院和医院虽然有权决定最后说什么，但是如果它们想要继续获得资助的话，就必须向资助者妥协。后续医药教育给了制药公司一个影响医生开处方的绝好机会，并且这招看上去挺灵。有资料表明，医生在参加过这些会议之后会更多地开出赞助者的药物。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该行业也不会舍得花这么多钱在教育项目上了。俗话说，谁负担费用，谁就有权控制。无论表面怎样，实质就是如此。
贿赂医生——还是培养咨询师？
制药公司在医生的“教育”活动上表现得异常慷慨。这种教育通常是双向的。公司向医生提供信息，医生再向公司反馈信息。但是，钱却是单向的——从制药业流向医生。医生可以以“咨询师”或是“建议者”的身份受邀去豪华餐厅参加晚宴，或者去奢侈的地方公费旅游。医生听完演讲者的发言之后，只需谈几句他对公司的药物或广告推广活动的看法即可。医生只要来参加，制药公司就会给他们报酬。一个医生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过去，制药公司把这叫做参加晚宴，现在则叫做咨询。”
参加教育的人还可以做演讲，这样的话他们就也变成了制药公司雇佣的骗子。任务也并不繁重。演讲通常只会占用上午的一两个小时，而下午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打高尔夫球和滑雪，晚上还会有丰盛的晚餐和娱乐活动。通过将这些活动称为教育、咨询、市场研究或是这几种的综合（但就是不把它叫做销售推广），公司就不必担心违反反回扣法。同时，医生对制药业慷慨赠与他们的福利心存感激，对公司的推销行为也毫无免疫力。据估计，制药业2000年举办了30万次假教育，这占了全部后续医药教育活动的四分之一。
制药公司对那些被称为思想领袖的人尤为关注。这些人通常都是著名专家，他们在医学院或教学医院工作，撰写论文并编辑教材，还在医学会议上做演讲——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们所在领域内药物的使用。思想领袖的影响力很大。制药公司给他们大量的便利条件，邀请他们担任公司的荣誉咨询师和演讲者，为他们到豪华之所参加会议付费，表面上却假装是为了听取这些人的建议。在许多强调药物的医学专业中，基本上找不出一个没有接受过制药公司报酬的专家。制药公司以“美食、奉承和友情”来招揽医生。对于思想领袖来说，奉承显然更为重要。他们被告知他们的专家意见对于公司开发新药有多么巨大的贡献。但是实际上，思想领袖通常都是临床医生，他们是在药物被开发出来之后才研究药物的。他们能给制药公司带来的利益只不过就是说服其他更多的医生开处方罢了。
我在第六章中提到过布朗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科主任为生产抗抑郁药的公司做咨询一年就赚了50万美元。在我任主编期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他和他的研究人员关于抗抑郁药物的一篇论文。杂志中没有足够的版面将所有作者的利益冲突披露出来，完整的名单被列示在网站上。在一个脚注中，我写到：“我们的政策要求原创论文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