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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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我们惯常的思路好像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觉得，社会保障是需要花钱的，总得是经济很繁荣，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很好，政府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出去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吧？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本来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企业岂不更为艰难？而且，在经济危机时，社会矛盾也比较激化，再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工会的作用，社会不就乱了吗？事实证明这些想法大错特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上说是1929~1941年，1935年美国正处在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很糟，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才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他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渡过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通过工会的作用使得工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美国社会不但没有乱，反而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市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
这几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方面，它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同时给你一个社会保障，不用你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你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你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把将来可能挣的钱也花了吧，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社会变革的真正含义——就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创造走出大萧条的条件。
不仅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变革是重建了一种社会制度，重建了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转引自李庆余，2006）。可以说，此前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社会进步，等于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其潜力似乎还没有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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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更类似美国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
面对的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看到社会变革与走出经济危机的关系。假如用上述的一些认识分析今天的金融危机，会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前面我们说过，我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相近，不如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遇到的问题更相近。其实，我前些年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如果与美国比，和它什么时候最相近？我最后的结论是，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美国情况很相近。这种相近不是在那些表面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和那个时候的美国都在过同一个坎儿，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但就是转不过去。这不是说中国也要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大萧条，而是说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在对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危机。无论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从引爆它的因素来看，还是从它发生的逻辑顺序来看，这场金融危机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不相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就是以全球化为基本背景发生的，危机的发生地与所波及的地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在此前的传统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往往是先出现经济危机，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再引爆金融危机。而现在这场经济危机则不一样，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而且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并不一样。就此而言，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独特性是非常必要的。
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危机的总体性和全球性，也要看到危机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点。这次危机在美国这个源头的表现和在我国的表现，很有点我们通常所说的阴阳的关系，你是阴他是阳，你是阳他是阴。从最表面的层面看，这场危机在美国是消费过度，并以过分膨胀的信用来支撑其过度的消费；在中国则是生产能力过剩，内部需求不足，消费不足。而这两者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其结果是，危机在美国主要是表现在金融层面（当然也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而对中国来说，则更具有传统危机的特点，主要表现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当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范、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则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解决内需等。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这个问题。借用刘世定教授“传导机制”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危机的传导分为两个步骤。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一个是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这个传导的过程对两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这个传导的核心环节就是资金链条的断裂。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如失业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它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安全网。而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其中核心的环节是失业。应当说，第一个传导已经实现了，就是说金融危机已经在演化为经济危机。2008年9月末10月初美国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就是一个标志。这中间有一个戏剧性的过程。2008年9月29号美国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方案；不到一个星期，10月3号，又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方案。前前后后差了将近60票。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方案做了修改，但一些评论家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否决之后，经过激烈辩论，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这已经不纯粹是一场金融危机、股市危机、次贷危机，而是正在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美国乃至世界严重的经济衰退。
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以及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是更需要我们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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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1）
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上面我们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就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你可以用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你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你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折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至少10年的时间了。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部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由此揭开了美国政治史新的一页。但如果对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总统大选，其实还可以发现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是共和党的总统在执政。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执政的是共和党的胡佛，甚至之前的几任总统也是共和党人，这次危机发生时是共和党的小布什在执政。在危机开始后的大选中，又都是*党的候选人获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是罗斯福胜出，这次则是*党的奥巴马当选。
这当中或许有偶然的因素，或许在危机发生时由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是势所必然。但不容否认的一点是，这两个政党的社会背景不同，其所代表的利益也明显不一样。共和党与社会的上层或大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则更多是以中下层为背景。这次奥巴马竞选的口号就是，变革，我们需要变革，我们能够实现变革！这是一种怎样的变革？与其代表的社会背景不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联系到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我们就更不能无视这当中的区别。1932年罗斯福在竞选总统的首次演讲中，就强烈指责胡佛的共和党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威廉·曼彻斯特，1988）而他在新政期间所进行的改革表明他并没有食言。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2）
其实，变革社会的真正困难之处也往往不在方案本身，而是如何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使得正确的方案和政策得以形成和执行。在这次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酝酿时间很长、社会呼声很大的减税让利的措施，不但姗姗来迟，而且只有区区1200亿元。相反，以投资刺激经济的计划，一出手就是4万亿元的大手笔，而且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地方政府迅速追加，据说现在已经达到18万亿元乃至20万亿元的规模。这当中的一冷一热，很值得人们深思。
当时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时候有没有阻力？阻力大得很。但新政的成功表明他克服了这种阻力。原因何在，大可玩味。
参考文献
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1981，《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