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而战-风尘儿女英雄-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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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于1932年在我国孟家屯地区设立了三友细菌部队，对外称“东方部队”，隶属关东军部队。
在此期间，三友俊男就开始进行人体细菌试验和活杀解剖的观察，以验证细菌武器的杀伤性能。
独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使用高度保密的手段，大量生产使用了细菌武器。
1942年，日本关东军参谋总部作战课己认为细菌武器是“决战武器”，“种族灭绝武器”和“消灭敌对民族为目标的武器”
三友俊男大佐是最早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孟家屯成立一一O细菌部队的首要战犯之一，他们在那里组建试剂工厂，人体实验室和靶场。
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并在这个名头的掩护下，开始从事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等的生化研究。
曾在该部队服过役的日本上士试验员石原四郎二战后在前苏联伯力接受审问时曾供认，在他的操作下，该部队每年可生产一千公斤炭疽菌，或生产鼻疽菌五百公斤。
材料披露，第一一O部队用牲畜做实验时，常有意给牲畜传染上病菌，再赶到附近的村庄和牧场，实验病菌的效能。
附近老百姓家里的牲畜常常会得上传染病死去。
第100部队还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细菌攻击武器实验，它所研制出来的病菌被广泛地应用到侵华战争中。
翻开历史的档案，我们可以看到侵华日军第一一0部队的斑斑劣迹。
鲜为人知的是，罪恶的第一一0部队还曾灭绝人性地用活人做细菌实验。
五常县孟家屯附近一个叫庄满囤的农民曾在地下室里看见过三个“炼人”用的火化炉，上面有厚厚的骨灰。
附近农民到“牲畜掩埋厂”挖马骨头卖钱，结果挖出大量人骨。
石原四郎也供述说，1943年，他曾在7名“实验材料”（人）上做毒物实验，其中一人喝下含有一分克海洛因的稀粥，15分钟后死亡。
二．
1940年日本关东军奉日本天皇第2道敕令，在海拉尔，牡丹江，孙吴，林口和大连等地设立5个支队，以防一地被炸，还有另地可连续作战。
每处定员为一千人。
据前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村正寿夫大佐说：“我视察过“一一0”的各实验室和大量培养致命菌的各生产场所。
我老实说，这一致命式生产的巨大规模真正使我惊奇，我所看到的一切，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又说：“当他们向我举出己培养出的传染病菌，据我记得是很大的数目字时，我真是惊服万分。
三友俊男认为细菌战和自然界发生的流行病有所不同，还需要通过活人人体试验，来摸索规律并加以验证。
一旦获得成功即可直接用于战场，大大缩短时间。
经过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人体试验是三友俊男于1932年在牡丹江时开始的。1933年关东军副参谋长斋藤在视察后的日记中写出：“被试验者一个个严密地关在棚栏里，把各种致病菌注射在活人体内，观察其病情发生的变化。
还看到用神经毒气，毒药和高压电流的杀人试验，分别各用两名###进行试验以及用低温冷冻人等的试验”。
1940年三友部队迁往牡丹江孟家屯建立的新址后，又大量开展了人体试验。
这里拥有任何世界级的研究所都羡慕的研究设备。主要设备是4个制造细菌培养基的容积各一吨的罐。
14个培养基灭菌用的自闭缸（生物压力锅），自闭缸内可容纳三友自己设计的细菌培养器30个，这种生产的量是巨大的。
如果全力制造的话，每月可以生产300公斤鼠疫，还可以生产500 －600公斤炭疽菌，或800 900公斤伤寒，副伤寒，赤痢菌或者1000公斤的霍乱菌。
日本的“科学者”在“满洲”整个区域范围内进行了细菌战（ BW）和化学战（ CW）的研究。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这些“科学者”在“满洲”建立了很多秘密基地。
在其占领期间，日本事实上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验室。
三友调动了日本所有大学的力量。后据“一一0”部队成员远藤诚一回忆，日本几乎所有的细菌学者均与三友的研究有着某种关系。
他们有优于同级一般军官的待遇。
他们可以常常乘坐飞机到哈尔滨的平房或者在南京的细菌部队，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人体实验，将“圆木”从特殊监狱里提出来，在解剖室、野外的实验场进行人体实验，然后把人杀掉。
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没有了道德上的负疚感，于是那些以科学名誉，以为人类造福的名义的杀人者们，想要人的哪个器官，就可以得到。
事实上，至今也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用作了实验材料，有多少人活活地在“一一0”部队人体解剖台被解剖了。
为了迅速有效地研制出细菌武器，竟惨无人道地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细菌试验，残酷杀害无辜生灵，并且把做实验的人，统统成为“马路大”。
“马路大”在日语里是原木的意思。
他们把这些中国人当作原木想锯就锯，想做各种实验就进行各种实验。 。。
第六十九章．垂死的挣扎
一．
在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区域，设立了两道防线：第一道线，用高墙围着，墙上架设高压电网，墙外设置防护壕。
在围墙四周设立东，南，西，北中处卫兵所。
南门只允许“一一0”部队本部人员出入使用，西门平时关闭着，特殊情况可以使用，东门和北门是中国劳工上下班的必经之关。
沿着围墙有日本军人巡逻，在动力班大烟囱，给水塔和“方型楼”的南北制高点设暸望监视哨，主要监视中国人的行动。第二道防线，设在“方型楼”的四周，圈有土墙，占地数万平方米。
这里有一座连接式的三层高的方型高大建筑物，它的主楼走廊连通着总务部，诊疗部，还通过地下道连通解剖室和焚尸炉。
“一一0”部队的绝密要害部位，戒备森严，不仅中国人不得进入，而且就是日本有关人员进入也得经过严格地审查，中国劳工只能在第二道防线以外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为了保密，细菌工厂的建筑都由日本专业人员进行设计，由日本关东军御用单位铃木和大铃建设株式会社进行施工，中国劳工只是当作苦力去使用。
他们从中国各地强抓或骗招大批中国劳工。
劳动是强制性的，进来后每人的名字都以号码代替，每天出入工地都是由日本兵武装押送。
劳工们的活动随时受到监视。对待劳工除了有劳务组织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进行管理和监督外，还由日本班长进行全面管制。
“一一0”部队还经常秘密派出“化妆劳工”，混进劳工的各个班，他们很少干活，对其他劳工进行秘密监视。
有一次，一个“化妆劳工”向日本人打了个“小报告”，八木班的劳工赵玉良、张朝德被日本工头“大红脸”传了去，让他俩面对面的站立，相互打嘴巴子。
他们管这种体罚叫打“协和嘴巴子”。
一九四四年十月，进来了八百多名劳工，是用火车从海城、大石桥、锦州运来的。火车一到平房站就发现死了一个。
当时说他是得了传染病，“一一0”部队以防疫为名迫使劳工脱光衣服，并把衣物都扔扔进大锅里进行热气消毒，衣服捞出来以后根本不能穿了。
劳工们被隔离两天以后，光着身子被押进劳工棚里。劳工们连冻带饿，不少人病倒在炕上，死人的情况连续发生，不到两个月仅剩下二百多人了。
距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中心，"；方型楼"；西南一千米处，连排着二十二栋楼房，这是日本人单身宿舍，日本家族宿舍和高等军官宿舍。
这地方原来没有名字，“一一0”部队占据后，因该部队曾称之为"；东乡部队"；，故把这个地方叫“东乡村”。
当时，“一一0”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虽然生活在这个“世外桃园”里，但是也感到生活的枯躁和寂寞。
队员们只能活动在工作岗位和居住区之间，就是在业余时间，也不能随便外出。
有时经过批准，才可成帮结伙地到郊外游玩或改着便装到五十多里以外的松花江边浏览。队员及其家属大部分业余时间消磨在种植蔬菜和花草上。
二．
宪兵队备有专用的囚车，车体是灰绿色，左右两侧安装两个实际不透明的窗户，车底设有通气孔。这种囚车频繁地活动在牡丹江到孟家屯之间的砂石公路上。
每次行动都是日本军人武装押送，大约每周运送一次，输送的数量不等，有时二三十人，有时四五十人。
囚车里不时地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日本兵把在室外作业的中国劳工都撵到屋子里，不让偷看。
有时被迫趴在地上的中国劳工斜视偷看，就会发现被押送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并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细菌试验，开始在动物上进行。
后来，他们为了取得直接的效果，便惨无人道地把人作为细菌试验的材料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一0”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到宁波。
他们备有七十公斤伤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乱菌，此外还备有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这些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使上海以南的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和其它传染病。
据日本细菌战犯供认，是他奉命将这些细菌装在特别装置物内，由远征队带走的。
在这支庞大的细菌部队中很多高级军官都是日本各大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在“一一0”部队中大部分判任官都是文职官员，是技术骨干力量，他们对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进行精确的研究和大量的繁殖。
并利用染菌跳蚤能有效传播鼠疫菌的途径进行了大量的细菌战。
一九四五年供给牡丹江，孙吴，海拉尔，林口各支队各数十吨生产细菌的材料。
例如牡丹江支队即领到大型高压蒸气灭菌锅5口，“配浦顿”（胃朊酶分析的蛋白质，易在水中溶解，有通过动物质膜的性能）压缩干肉，琼胶，食盐等约60吨。
支队经常保存，培养着各种细菌，根据测定毒性的结果，选出强壮的菌体，以备一旦有事之秋，多少都能生产出来。
从60吨的材料中，可以生产出500公斤细菌。
如果以支队为据点，用飞机把这些细菌散布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交通要道，兵站基地、重工业区，主要港湾，航空基地和高级司令部所在的地方。
那么以霍乱菌，伤寒菌为例，有500公斤，便可以使约17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也就是能使相当于全东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发生霍乱，伤寒的大流行。
同时，更为保证日本军队能在传染地区内行动，把各支部分别配属于各方面军，命名为“防疫给水部队”。
三友俊男也经常注意苏联的国内情势和军用地志，准备进行细菌活动的阴谋。
如将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