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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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杂草。那些人嘴里说着“无知就无知”，拿了从师生们手中缴下的工具，离开了荒地。王儒安让师生们都回去，说他在这里歇一会儿，马上也回去。师生们就一个个走开了。
王儒安在草丛里躺着，仰望着天空。其时，正是秋天，天高云淡。他想起自己少年时行乞的悲凉情景，想起自己这许多年来的那番奋斗不止的壮烈情景，从眼角滚下几颗泪来。他忍着疼痛坐起来。四周空无一人。他面前摇晃着杂草。他向四周张望，如同一只被无数的猎人捕杀之后剩下的惟一的伤兔。但他心中却在狼一般地嚎叫：这片地是我的！他满额汗珠地站起来，对这片地望了又望。
第二天，王儒张让师生们用—块破门板抬着他，—行五六十人，开始了—种静穆而崇高的游行。他们不言不语地走着，慢慢地走着，一个个脸仁毫无表情。他们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王儒安静如深瞅的夜晚，躺在门板上。那时，他眼中的世界，只有一片阔荡邈远的天空。这送葬—样的队伍，这迎接新世纪一轮太阳的队伍，这使蛮荒受到雷震—样的队伍，把沉重的脚步踩在油麻地镇的石板路上，也踩在油麻地镇那些无知的人的心上。仪式的力量是巨大的。游行是若干仪式中的一种。这支无声的队伍，使油麻地镇的某些观念，如同千年的古屋遭到飓风的袭击，“哗哗”坍塌下来。黄昏里，那些夺走了师生们工具的人交出工具后站在街边上，向天发誓：“谁再碰一指头那片土地，谁就是狗日的！”
王儒安虽然从此落下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但，他终于可以实现他的庄园梦想了。他带领师生筑路，开辟操场，开荒种地，挖河挖塘。他到处奔走，积累资金，把一幢又一幢瓦房盖起来。
黑天白夜，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这片土地上走着，走着。那年春天，他看中了城里公园的法国梧桐，居然带了几个高高大大的学生，潜人公园，然后由他站岗放哨，让孩子们爬上树去，挑选适合截枝育苗的枝条—根根砍断下来。他们都已上路了，却被公园发现了。他领着学生，决不放下一根树枝，背着沉重的负荷，见桥过侨，见河游水，等甩脱了追赶，他瘫坐在树下，竟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现如今，教室与宿舍前的梧桐树，早已把—片浓荫给了荒地。
王儒安将教育家与吝啬鬼的双重形象扮演得淋漓尽致。每到收获季节，人们会发现他的眼睛像两颗偶然踩到鞋底上而被打縻得贼亮贼亮的图钉一样。他不能让一颗辣椒丢失。学生们刨藕时，他就在河边转悠，要是发现有谁偷吃了一段藕，就绝不轻饶。他还定了—个被油麻地镇的居民们和学校的老师当做笑料的规矩：学生们放学时，必须在学校上完厕所，干净了身子再回家。
他用尽心思积累财富，然后买回上等的教学设施，并且很大方地给老师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鸽子往亮处飞。”油麻地中学以它优雅舒适的校园，吸引了许多很有水平的教员。每年高考，它总能有几个学生挤进大学，甚至还有挤进名牌大学的。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奖旗与奖状。王儒安成了油麻地镇一带—们艮有名望的人物。镇上谁家的儿子结婚宴客，在请镇干部时，也定要将他请去。这地方上有个风俗，冬天缺草倒下了一头牛，肉分了大家吃，四只蹄子要割下来留给最尊敬的先生吃。
这蹄子还有个雅号，叫“九里香”。王儒安是常能得到这“九里香”的。
但，他在河边的小草房里住了多年之后，现在依然住在小草房里。
第二节
这年刚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经痛又犯了。他总是歪扭着身子走在路上，走几步，就扶住路边—棵树，歇上—会儿。他不在小草房里歇着，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树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转变成地方剧的唱腔。这地方剧里，有一种曲调，叫“悲调”。这悲调又分“大悲调”和“小悲调”两种。王儒安或用小悲调哼，或用大悲调哼。这悲调哀婉万分，痛苦万分，哼到高潮处，让人觉得天昏地暗，顿生悲悯情怀。王儒安见有人，就小声地哼。使人觉得这是—种节制住了的痛苦。无人时，他就—声低—声高地哼，让人觉得这声音一忽儿跌落于万丈渊底，一忽儿又飞扬起来，越过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颗坚韧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当夜晚降临，整个油麻地中学都能听到从那小草房里传来的痛苦呻吟。这呻吟锐利地划破了夜晚的平和与宁静，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呻吟，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仿佛是王儒安最后的呻吟了。
这呻吟像荒野之端—尊老鸦的哀鸣，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笔忽然变得毫无灵气，半天不能落在纸上。他将门窗全都关上，如同在一只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进来一样。
深秋，王儒安像这枯叶漂零的季节一样苍老起来。他常眯着眼，站到河边上，去望那轮落日。他有了一种步人荒凉老境、已然穷途末日的心态。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后—击的强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给他颠覆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病痛随着节气渐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变得更加锐利感人。它把我们带进痛苦，也把我们带进仇恨。对于汪奇涵，我还有着我个人的恩怨。高中录取时最初我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在敲定名单时他说了一句很阴的话。那次陶卉遭到父亲陶国志的训斥，也是因为陶国志领着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时，他不阴不阳地向陶国志开了个关于我和陶卉的玩笑。他还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时把我的作文要过去，看后却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
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消消涨涨的呻吟，如同听一支荒原的号角。第二天一早，我对马水清说：“一定要找到那对母女！”
马水清把照着镜子的脸扭过来，“我早想到了这—点。”他打开抽屉，从—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张发黄的大照片，“这是压在邵其平办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毕业照。当时，老师与校工都参加了。你看这边上两个女的，就是那女俩。听邵其平说，她俩当时不肯参加，是学生们硬拉她们进来的。”
第三节
当时内查外调的风气正盛，我和马水清等都有了这方面的经验，甚至还有这方面的兴趣。拿封介绍信，领个百十元公款，一去几百里，忽然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个新的突破，甚至有了—个置人于死地或使—个已被打人地狱的人—下子起死回生的发现，是很让人激动的。躺在龌龊的小旅馆里，坐在吱呀作响的破车中，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侦探，大救世主。那时，全国有很多人日夜兼程奔波在外调的路上。
我们的这次外调当然是私人性的，但我们外调的规模却是公家所不及的。我和马水清在下面到处活动，居然有十多个人愿意自己掏路费外调去，“听了老校长哎哟哎哟地叫，我们于心不忍！”油麻地镇上有一人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母女俩是荡里的口音。所谓“荡”，就是离我们这里大约二百多里地的芦荡地区。
这芦荡地区方圆一二百里，找出这母女俩来，当然并非易事。我们十几个人，避开汪奇涵的注意，在后面的树林里悄悄地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兵分五路，各领几张从镇上照相馆翻拍出来的照片，按划分好的区域进行调查。
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一天早上，突然地消失了。
我自然是和马水清—路。我们去芦荡地区的北部。我们步行十八里地，来到—个轮船码头，然后坐七八个小时的轮船，来到—个叫黄土沟的地方。那里已不是我们随吴大朋打猎时所看到的芦荡了，那是真正的芦荡，看上去，那芦荡是世界的全部，世界就是—个芦荡。当轮船继续前行，最后消失在芦荡深处，只见到芦苇梢头一缕烟时，我们仿砩有了—种永不能归的感觉。
不久天就黑下来。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小的旅馆。晚上，只吃了一些从家带来的干粮。那小旅馆又脏又潮。被子与枕头都黏黏糊糊的，并散发着无数人体混杂在—块儿的气味，使人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穿着衣服，坐在被窝里。马水清又说起陶卉来，“你给她写封信，我来交给她。”我说：“滚蛋！”他说：“陶卉上高中之后，奶子大了。”我说：“你真不要脸！”他说：“真大了！”眼睛往前看，仿佛陶卉就在他面前站着。我“噗”
地吹灭了灯。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总是陶卉。马水清的床也吱呀吱呀地响。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家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
第二天，我们就拿了那张照片，一路打听，逢人就问，但人们都摇头说不认识那母女俩。一天下来，疲乏不堪，心灰意懒。
但在一户人家借宿，睡了一夜之后，又有了精神，像头天—样问下去。那芦荡人烟稀少，居住分散，我们往往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这一天，走到晚上，居然没走到—个村落，我和马水清只好在一座高高的芦苇垛下，用焦干的芦苇将自己埋起来，在荒野上过了一夜。天亮后又赶了七八里，只见—个小镇出现在芦苇丛中。我们先找到一家小饭馆吃饱了饭，然后挨家挨户地问个不停。有—个男的，下巴上有颗黑痣，抓着我们的照片，眼睛直勾勾地看，说那个女儿是个不错的小美妞儿，我真怕他要用舌头舔张照片，赶紧抢过来，拉了马水清就走。走到一座桥头，我和马水清也去仔细看那照片、觉得那母女俩确实都长得不错，尤其是那个女儿。她照相时，大概感到害羞，脸是转过去的，像是少女见到生人，欲要关上家门，可又禁不住想看一看那个生人，便将脸转过一半，在眼梢上看着，那样子很迷人。这时我和马水清就有点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说她母女俩的闲话了。
我们寻找了四天，第五天，在坐渡船时，遇上了一个强盗（那芦荡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他像个严厉的父亲管束会乱花钱的孩子那样，说：“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再走！”我和马水清望着他那对在破草帽下半明半暗的眼睛，浑身直打哆嗦。
我们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出来。那口袋都在衣服外面耷拉着，像—张张饥饿的舌头。
“手里抓着的是什么？”强盗问。“照片。”我们回答。他伸过了一只乌黑的手。
我们赶紧将两张照片递给他。他看了看，说：“这上面，只有那个转过脸去的女孩好看。”说完，他一下子将照片丢到水中。河上有风，那两张照片一闪一闪地向西漂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强盗和我们一起上了岸。他客气地朝我们点点头，走他的路去了。马水清说：“照片没有了，只好回去了。”我说：“怎么回去？连路费都没有了。”马水清去水边洗了洗手，说：“我趁他转过脸去时，往裤衩里塞了几块钱。”
两天后，我们带着—片失望，空空地回到了学校。
其他四路，也已空空地回来了两路。最后两路，大概也只能是空空回来。我和马水清在路上见到了王儒安。他手里抓了一把修剪枯枝的剪子，正倚在—棵树上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