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这个人-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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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就知道周桦的采访写到位了。但我还是弄不明白，周桦是如何做到的。
再一次，我带她去采访三九集团的总裁，也是《新周刊》原理事长赵新先，生怕给她什么压力，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帮摄影师拉电线打光拍照。其实她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存在，两句开场白后就让赵新先掏了心窝！文章一写好排了版，我认真读了一遍，这是我看到的写赵新先的最好、最人性、最感人的一篇稿，可惜赵新先不让发表，只因他想让《新周刊》保持公信度，不要自说自话。
我对王石说，周桦有独特的沟通能力。对一个采访对象，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又让你不得不说，这就是功力。我常说，一个优秀的记者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当等待已久的猎物出现时，屏住呼吸，一扣扳机必须击中要害！周桦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不然，王石为何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为自己写书呢？
2003年，央视直播登珠峰，看到王石登顶，他一下子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我自小恐高，又顽皮好胜，常在女孩面前做些惊险动作，爬上很高很高的树梢摇摇晃晃逞英雄，其实吓得直想尿裤子。那一年，登珠峰的女英雄潘多，扯着五星红旗在珠峰上尽显中国人的豪迈！我敬仰得一塌糊涂，从摄影画报上撕下她登顶那张黑白照夹在课本里，天天朝拜。想不到我认识的王石也在珠峰扯上五星红旗！太神勇了！得知王石从西藏回到成都，我让周桦带着首席摄影师张海儿飞去做个专访。事后，王石对我说，他给周桦的时间很短，但她写得的确到位。
2000年的时候，周桦对我说，她累了想休息一阵。我说，去吧，早回。没想到她躲起来给人写电视剧本去了。
又不久，她要回来。回来继续做记者没多久，刚好市场部缺个头，封新城想了半天对我说，周桦拿手与企业家打交道，基础好，让她当市场总监。我说，你定。就这样，一个舞文弄墨的女孩临危受命，披挂上阵了！贵州人的倔强泼辣、死不认输的秉性又让周桦发挥个透彻。她带着几个小女孩撑起一片天。手下的尊她为大姐头；仗着《新周刊》的强势和影响力，她们刨萝卜似地一路刨客户，直往《新周刊》的篮子装。《新周刊》号称“发榜”专家，光是每年发的四大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生活创意榜”、“新锐榜”，就忙得市场部头顶冒烟，还有不少零七八碎的活动，吃喝拉撒，迎来送往，每次活动就靠周桦率几个女孩忙上忙下。问她，需要我做什么？她总是说，到时把你那些有头有脸的朋友请来就行。不管多大的活动，我从不操心，周桦总是做得那么滴水不漏，既体面又热闹。有一年，《新周刊》在北京现代城发“中国电视节目榜”，因故停办，一切心血打了水漂，还损失许多钱。我有点想不通，又心痛手足们的辛劳白费了，犒劳他们时几次黯然泪下，周桦总是安慰我：“老爷子，没事的，我们从头再来！”有几个从头再来呀？！《新周刊》都10年了，该长大了，但《新周刊》的老老少少却总是长不大，永远那么的单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005年底，周桦又说要离开，要给王石写书，我说，去吧，写好就回来。昨天，洋洋20万字的书稿发到我的邮箱里，文章一气呵成，我一口气读完，我为周桦喝彩！在书稿中我又通读了一遍王石，平添了我对他的敬佩，更加觉得自愧不如呀！
以前，我听说王石一个大老总整天玩极限运动就觉得无聊，活那么累干什么？无意中我被昆明的孙海浩拖下了水。他为“红塔山”策划一次登山大会，要《新周刊》连同迪庆州政府合办攀登5 000多米的哈巴雪山。我一听来劲了，因为，可以与王石一同爬山，可以体验他的人生态度。这是我有生以来攀登的第一个雪山！从哈巴村到大本营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我背着大背包吭哧吭哧的，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走一段歇一段。途中见到王石比谁都走得慢，就是不歇脚。我有意跟着他的节奏走，怪了，不一会，我的呼吸与脚步格外协调，气息从头到脚不断地循环，越走越轻松，一路到了大本营，除了一身臭汗一点也不觉累。第二天，我们大队人马登上冲锋营地，我和王石住一个帐篷，才下午三点钟，见王石蒙头就睡，我问他：“这么早？”他说：“那你想干嘛？”是呀！没啥干也睡吧。后来，我才明白，登山就是要时刻积蓄体力，漫漫长路在等着你呢。自此，王石起床我起床，王石开路我开路，步步相随，乐得不动脑筋，以他为标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登上哈巴雪山，就这么莫明其妙爱上了登山。永远记得在哈巴雪山顶上我用对讲机对大本营的呼叫：“我是踏着英雄的脚步登顶的！”那种幸福感在我心中长久荡漾，麻木了的激情苏醒过来，恍惚间新的生命在体内、在意识中“哗哗”地拔节生长。
王石登山就是认死理：从不因为旁人影响自己的节奏，当冲在前头的人在气喘嘘嘘就地休息时，他却一步接一步不紧不慢赶到你的前头。登山、为人、做企业，他心里有数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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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跋（孙冕）（2）
那次，我拜王勇峰为师，结识了当今的许多风云人物：冯仑、张朝阳、陈章良、朱云来……新的视野在50岁以后重新打开，又随着他登四川四姑娘山、俄罗斯的厄尔布鲁士峰……
2005年的一天，王石给我打电话：“北极你去不去？”“当然去，多少费用呀？”一听说要十好几万，我泄了气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呀？”王石笑了：“你真有钱去了，说明你屁股不干净。我来想想办法吧。”过不久，王石告诉我，他连同他几个好友，地产界的老大：冯仑、胡葆森、万捷、王若雄、李星等人给我凑足路费，成全我北极之行。在那茫茫的冰原上，太阳成一固定的斜角转圈，终日不落，冰面上没有任何参照物，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走了多少路，唯有前头的队友就是你的参照物，就是你的目标。这时，不管你行走得多么机械、乏味、无趣，心是踏实的，因为你仍有方向。途中，王石说起他的万科，不无自信地说：“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每年的产值是1 000亿，那就是万科的参照物！”王石还鼓励我：“50岁的男人，事业刚刚开始。”这些话，周桦在书中也一网打尽。
王石本说带我去南极的，却撇下我。在他完成“7＋2”壮举北京的庆功宴上，我悄悄问他：“为何不带我？”他神情凝重：“你知道你的毛病吗？”“什么毛病？”“在北极你丢三拉四的，一会丢羽绒服，一会在帐篷里又烧了羽绒服的袖！如果你想登珠峰，这都足以令你丢命，别说羽绒服，丢一只手套就没命！”这是我一生中被泼的最冷最冷的一桶水！搞得我几天来脑子里像有一条火辣辣的鞭子总拷打审讯我的人生！看看人家怎么过，你又怎么过呀！
通过周桦的笔触，我才知道王石是理性地、缜密地为自己设计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登山时保持的那份执著和清醒，难怪他的人生和他的万科又是那么充满异彩。我永远望尘莫及。
周桦让我随便为王石的书写点什么，我就随便了。
于2006…5…31端午节
（本文作者为《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王石这个人》后记（周桦）
作为一个人物采访记者，写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稍微有所偏差，作者就有杜撰和不负责任的嫌疑。况且，同样是A这个人，B和C两个人对他（她）的看法也许会完全不一样。无论成型的文字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总有人满意，也总有人不满意，所以我一直为我曾经做了4年的人物记者的工作感到惶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战战兢兢，我内心也有一份骄傲：我毕竟完成了每一次对采访对象的观察并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起伏优美的故事。在以往做记者的时间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倾听并且记录下每一个在我面前真诚讲述的被采访者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与他们一起喜悦和感伤，仿佛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想，这是那些采访的岁月里最有价值的时刻。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因为栏目定位的关系，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时候被局限在企业人士这一人群，这真的有些不过瘾。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在短暂的中国市场经济历程里，一代企业家、创业家、职业经理人是最能体现社会脉动的人群，他们的故事往往浓缩了别人数倍时间的经历，对他们的采访，我总是认为可遇不可求，所以也倍加珍惜。同样，对于王石的采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心态下进行的。
这本书从2005年12月在广州开始动笔，到2006年5月在北京写完最后一个字，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有写得特别顺利的时候，也有写得特别艰难的时候，这是因为王石既是一个最容易写的人，也是一个最难写的人。容易写，是因为王石的故事对于公众来说，大概是最不陌生的企业家故事，这要归功于王石的开放透明态度；不容易写，是因为看上去我似乎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我似乎可以“剪刀＋糨糊”，拼贴出大家熟悉的王石就万事大吉了，这样既安全又省心。可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负责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读者，我希望自己写出的王石，是一个更全面的王石，是一本有突破的企业家采访记。所以，在重重的“熟悉感”的包围下要突围出来，写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王石，真的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这一切都要交给读者来评判。
我很感谢王石先生对这本书的支持和配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媒体从业者，他的信任增加了我工作中的自信。我想，这种对媒体不拘一格的坦诚对待，也是王石先生以及他所领导的万科企业的一种处世姿态：真实并且诚信，这正是他和万科的杰出之处。
我也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的总编沈颢先生为我的第一本书写序，在传媒工作期间，我一直希望有机会为他效力，却两次擦肩而过，他作为传媒人所展现的智慧和风范让我由衷地尊敬和佩服。
感谢一直景仰的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先生为这本书写的评语，我在做市场工作期间，数次与他的团队合作，受益匪浅。
今年是我的老东家《新周刊》成立10周年，我为两位既是兄长也是领导的《新周刊》掌门人——孙冕和封新城感到自豪，同时心中充满了无言的感激。在为《新周刊》工作的8年时间里，他们不仅提携我在事业上一步步向前，同时给我和我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个最难以忘怀的工作环境和一段让人留恋的工作经历。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10周年的生日礼物送给我的老东家《新周刊》，送给如今工作在广州瑞达大厦里我曾经的每一位同事。
我也谢谢孙冕孙总给我写了那么认真的一篇跋；谢谢封新城封总写下的肯定我的话，他的肯定和一路鞭策让我走到今天。
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得到我的挚友赵从旻的关怀和鼓励，这本书的写作伴随了我从广州迁移到北京的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