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圈套 解码篇:圈套玄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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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个道理，青年人就比中年人在做很多事情上的机会成本要低，因为青年人相对于中年人而言，时间资源还充裕一些。同样，当前收入低的人比当前收入高的人做大多数事情的机会成本要低，也是因为他们在同等单位时间内的收入差距所致。而大致的规律是随着工作年头资历的增加，收入一般也会提高，所以把上述两条综合起来，可以发现青年人在机会成本上是有优势的，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低廉。
这也就不奇怪，一个刚工作没两年的人可能轻易地下决心去念MBA，而一个工作十年，事业有成的人要想下决心去念一年书就要困难得多。同样自然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可以轻松地下决心白手起家开始创业，而一个资深的职业经理人就很难横下心来单起炉灶。
这里就揭示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辩证关系：一个人做某件事的可行性和机会成本往往是成正比的。可行性高，说明这个人的资源和能力等等都比较丰富，他既然能做成这件事，他做成其他事的可能性也很高，而这些丰富的资源和能力就可以在其他事情上产生很大的收益，所以他的机会成本就很高。
小贴士（2）
很多矛盾和尴尬的现象就源于可行性和机会成本之间的正比关系。没有任何资历的年轻人想到名校读顶级MBA课程的可行性不大，就只好先努力工作，增长自己的经验和资历，攒够MBA的高额学费，而当他已经“够格”去念那个MBA的时候，他的机会成本可能也已经高到他无法下决心去实现他当年的夙愿了。没有任何金钱、人脉和经验资本的年轻人想成功创业的可行性较低，就只好先去打工，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财富以期时机成熟再来创业，而当万事俱备，一切变为可行的时候，他的机会成本也已经很高，他恐怕很难割舍既得利益，也不愿去冒险了。
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这里的钱和时间，正好分别象征了可行性和机会成本，年轻时什么都想做却又都做不了，后来有了钱，但时间因素导致的机会成本也已经很高使其下不了决心了。
事情就是如此，条件也是负担。所以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趁早做的，因为可行性是可以争取的，条件是可以创造的。正如洪钧，如果他再年轻几年，转行从头做起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如今他的机会成本已经很高了，他的时间已经很少，而他在软件行业的资本已经很多，所以他的能力和优势反而把他束缚在眼前的圈子里了。
案例回顾（1）
——改编自《圈子圈套》第九章
洪钧刚到维西尔北京办公室上任的头一天，他的老板杰森就交给他一件差事，让他代表杰森去新加坡出席维西尔亚太区的会。洪钧连着好几天都在琢磨，为什么杰森让自己替他去，好像猜出来一些，但又觉得似乎有些不合常理，最后只好摇了摇头。看来杰森真是不按常理出牌，像个不定向导弹，让人琢磨不透，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的轨道是什么样。
按杰森自己给洪钧的说法是，他之所以自己不想去，是因为他不想浪费时间听那些老外们的指手画脚，他说他们是在“聒噪”。而他给亚太区找的理由是他的太太忽然病了，可能是因为在上海水土不服，所以杰森不能在这时候飞到新加坡去开两天的会。洪钧觉得好笑，他还是头一次听说台湾人在上海会水土不服的，起码台湾男人对上海的水土和上海的水土养的一方女人都“服”得很，也许正如此，台湾女人也可能会对上海不“服”了吧？谁知道。
至于杰森为什么选洪钧代替他去，杰森自己的说法是希望洪钧利用这个机会去熟悉一下环境。洪钧觉得更可笑了，他刚来公司，连维西尔北京这个小环境他都还没熟悉呢，跑去熟悉维西尔亚太区干什么？用去趟新加坡作为对他加入维西尔的奖赏？应该不会。洪钧不是没出过国的人，他已经跑过世界上太多地方了。
自从杰森上次当着洪钧的面把维西尔亚太区的那些老外称作“那帮混蛋”的时候，洪钧就已经很清楚杰森和维西尔亚太区的关系不好，当时还只是以为那是杰森内心情绪的宣泄，没想到他竟这么直截了当地拒绝去开会，简直是向亚太区示威和叫板。洪钧总觉得这样做过于情绪化，他很难理解杰森怎么会这么不加掩饰地公开他和亚太区的矛盾。
另外，洪钧推测杰森让自己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进一步向自己示好，表现他杰森对洪钧毫无戒心，完全信任，没有任何顾忌，可能他也有些后悔上次透露出他曾经担心维西尔亚太区把洪钧挖过来替掉他，所以想打消洪钧的疑虑。的确，杰森肯定已经不再担心，洪钧现在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小经理了。另一个隐藏得更深的原因，是因为洪钧新来乍到，对维西尔的情况不了解，杰森就不必担心他向亚太区当面告状了。
在两天的会议里，除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洪钧就一直没再发言，他一直在观察每个人，在熟悉每个人。奇怪的是，从一开始，洪钧就有一种感觉，感觉有人也在注意着他，也在观察着他。时间一长，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等到为期两天的会议即将结束，他也已经彻底验证了，的确有个人一直在观察着他。这个人，就是维西尔亚太区的总裁，澳大利亚人，科克·伍德布里奇。
会议最后一天的晚上，晚餐直到十点才结束，时间虽然拖得很长，但洪钧却并没有吃饱。大家散了以后，洪钧被科克约到所住的新加坡里兹·卡尔顿饭店的酒廊。这酒廊很别致，高高的玻璃拱顶，仿佛能看到天上的星空，里面的陈设，包括沙发、桌椅都色调明快，远比一般低矮阴暗的酒廊让洪钧感到惬意。
科克也看出洪钧对这里的环境和气氛很满意，脸上便露出一丝欣慰的神情，和洪钧一起坐下，准备点些喝的。科克自己要了杯啤酒，什么牌子的洪钧没听清，但好像是澳大利亚产的一种。洪钧自己点了杯热巧克力，弄得科克和侍者都扬起了眉毛，一副不解的样子，洪钧又接着点了几种小吃，像花生豆、爆玉米花和曲奇饼。侍者记下了一串名字便离开了，科克还睁大着眼睛看着洪钧，洪钧便笑着说：“老实说，我没吃饱，现在正想吃些东西。”
科克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我也没吃饱，但我想忍着的。你做得对，我也要吃一些曲奇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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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顾（2）
很快，好像知道这两个人都急等着要吃似的，侍者把吃的喝的都送上来了。洪钧喝了口巧克力，手上抓着几粒花生米，一粒一粒往嘴里送着。
科克吃着曲奇饼说：“我发现你的英语很好，没有口音，不像新加坡人，他们老带着一种‘啦’的音。”说着，就学着新加坡人说话时常带的“尾巴”。
洪钧笑了，其实科克自己的澳洲口音就很重，“吞”音吞得厉害，每次洪钧和澳大利亚人说话，刚开始都不太习惯，这次已经听了两整天，总算是适应了。洪钧开玩笑说：“我的英语比大多数中国人好一些，比大多数美国人差一些。”
科克又瞪大了眼睛，问：“那就是比一些美国人好了？不会比美国人的英语还好吧？你开玩笑。”
洪钧便笑着解释：“因为美国也有很多婴儿和哑巴的，我的英语比这部分美国人的好。”
科克听了大笑，非常开心的样子，然后，止住笑，冲洪钧眨了下眼睛说：“而且，美国也有更多的傻瓜。”
洪钧知道，有不少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美国人无知而又自大，目中无人，科克的话里可能也带有他对维西尔美国总部那帮人的不满。但洪钧心里也明白，科克也可能是有意无意地在用嘲笑美国人来拉近他和洪钧的距离。
洪钧便笑着说：“我同意。至少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美国人觉得美国就是整个世界。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好几百年前也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后来才落后了，美国这样下去也会落后的。”
科克连着点头说：“是的，美国一定会被中国超过去的，我完全相信，而且我认为可能用不了多久，可能五十年，最多一百年。Jim，你可以看看亚洲的发展，这几个国家都在增长，像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亚洲一定又会成为世界的中心的。”
洪钧立刻接了一句，脸上仍然带着笑容，但是语气很坚定，不容质疑地说：“科克，我不得不更正一下，香港和台湾都不是国家，只是中国的两个地区而已。”
科克愣了一下，也立刻笑了起来，指着洪钧说：“Jim，你是对的。你提醒得好，以后我去中国，不，不管在哪里，当我见到中国人的时候，都会注意这一点。”
洪钧知道，科克其实很可能根本不在意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的，在他心目中这些地理概念都只是他的市场的不同区域而已。洪钧清楚自己不可能改变科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他必须让科克明白，当他面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客户的时候，他必须有意识地留神这些敏感的话题。
科克喝了口啤酒，看着洪钧，说：“这两天的会议上你都很安静啊，是不是还不太熟悉，有些拘束？”
洪钧知道刚才的前奏曲已经结束，该进入正题了，便停住了，不再吃那些小吃，用餐巾擦了嘴和手指，把餐巾折叠着搭在桌子上，说：“现在已经了解了很多，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来听的，来学习的，这是个新环境，有太多新东。”
科克立刻接了一句：“还有新挑战。”
洪钧笑了一下，说：“是的，我希望我已经准备好了，不会有太多让我觉得意外的，希望不要比我之前想的……”洪钧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着科克的眼睛说：“更糟。”
科克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转而问道：“你之前在ICE做了多长时间？三年？”
洪钧说：“差两个月三年。”
科克又问：“你去的时候就是去做销售总监？”
洪钧回答：“头衔虽然是销售总监，但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才逐渐招了一些人。”
案例回顾（3）
科克又问：“是你把ICE每年的销售额从一百万美元做到了一千两百万美元？”
洪钧愣了一下，看来科克的确对他的背景做了不少了解，刚问的这些怎么有些像是在面试自己？他想了想，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然后说：“不是我一个人，ICE的团队是个很棒的团队。”
科克冲洪钧笑了一下，换了个话题说：“你是在北京吗？”
洪钧答应着。
科克说：“北京和上海，哪个地方的商业机会更多些？”
洪钧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维西尔的客户和ICE的客户一样，都主要是在四个行业，金融、电信、政府部门和制造业。金融业里，中国的中央银行在北京，五大商业银行里有四家在北京；电信业，中国的四大电信运营商有三家在北京；政府部门，就更不必说了，北京是首都；制造业，当初客户主要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和全资子公司的时候，客户大多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