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园-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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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道民望着窗外的天空说：“不会吧，你有事出远门？”
倪老师笑了：“变了天，不出门你便能舒心畅意？”
仇道民这才领悟到倪老师话中有话：“郭洪斌已经捡讨了，校长也承担了责任，还能怎么变？”
倪老师认真地说：“关键在上头，情况一变，他们真肯担责任？不是说我的事，我是说这运动，你注意到前天的社论吗？”
不只是前天，昨天、今天报上的文章仇道民都看过了，他却说：“我也觉得应该纠偏，鸣放过头了并不好。”
他道民在政治上吃的苦头是够多的了，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清醒的教训。被颠来倒去的政治运动弄糊涂的人不少，有的是非混淆，无所适从，听凭摆布；有的思维僵化，不知进退，横碰乱撞，却难说仇道民属于哪一类。倪老师惊异他的迂阔：“那是纠偏么？他们说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只听仇道民哈哈地笑着说：“我早知道搞政治的危险，在整个鸣放中我就一直没有涉及这类话题，至于我们对郭洪斌提的意见，那是绝对不可能构成政治罪名的，这你放心好了。”
今天的仇道民反而比以前的仇道民轻松了些，倪老师提起一件具体的事：“你可别让人纠偏呢──我说，你得阻止学生办学社，必须从根本上排除风险──那是最容易被人扯到政治上去的！”
这个话题让仇道民沉默了。他并非完全没有估计到可能遇到的险恶。几十年来，他听到，见到，遇到过的冤屈已经不少，再次出现也不奇怪。不过，他只是担心鸣放政策被某种邪恶势力歪曲利用而制造出冤错，并不怀疑鸣放本身有诈，它就是一根屠杀生灵的魔棍。以前，他一直抱着驯服，忍耐的态度接受了所有的一切，连他自己也感到活得像具僵尸。可现在，恰恰是鸣放中那些勇敢的呼唤鼓舞了他，复活了他做人的尊严；也正是学生们进取求索的热情感动了他，启发了他，他意识到为人师表的责任，所以，才在反反复复的思索之后决定支持学生办学社。
仇道民的沉默其实是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痛苦，今天的处事，变得不像以前那样随和了，他始终不肯说出愿意放弃办学社的话，倪老师只得再一次无可奈何地离去。
天色黑下来，仇道民一个人呆坐在房子里，蚊子绕着他嗡嗡叫，赶也赶不走，窗外有几点萤火虫的光亮在闪着，他懒得去点灯。想借这傍晚的沉寂与夜风的清凉来清理一下自己忧烦的心绪。
情况却突然变得紧迫了。刚才，倪老师又急匆匆地来过一次，她去传达室取报章杂志，见到仇道民的一封信，便给他“偷”来了，因为领导已经通知，所有邮件从即日起一律封存。倪老师把信推到仇道民面前，没有说话，只站了一会，又默默地走了。这是李墨霞从医院写来的“报警”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我们这里的运动已经进入‘反右’阶段，门口增岗加哨，禁绝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估计县级单位不久也会展开，我是借去医院的机会给你写几句话。你来信又说到学社还是得办，究竟是怎么回事？那绝不可为。在眼下这浑浊混沌之中，万望谨言慎行。音问难通，所思所虑，尽付心祈默祷！”李墨霞这封信是冒着风险写的，正巧遇上倪老师这一“偷”才躲过了被抄查的厄运。仇道民烧掉最后一张信纸，眼见最后一缕青烟飘散开去，重重地叹息一声：“我是无所谓的了！”
仇道民此时这“无所谓”的心态报为复杂：他想，如果真是大祸将临，他既无力抗拒也躲避不及，周围的人拳头一举，吼声震耳，顿时天昏地暗，让人有口莫辩，插翅难逃。这种情景他是曾经领受过的，再要遇上也无可奈何，叹息一声“无所谓”，不过是认命而已，此其一；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和保护者，现在学生可能陷入险境，他既不能防患于前，又无法拯救于后，唯一可作的就是替他们担当罪名，（如果办学社果真成为罪名）这至少可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算是留下了良心，他说的“无所谓”多少有些自我安慰的意味，此其二；然而，更主要的是，以前他为爱情经受过巨大的痛苦与失望，继而政治大潮将他卷起又重重地摔落到地上，让他差一点爬不起来，当他与知识分子们为伍成为改造对象时，思想整肃一阵风一阵雨似的落到他身上，在生命的旅途中，他终于疲惫不堪：思维接近昏迷，心灵濒临休克，只有躯体还记着饥渴。与李墨霞意外的重逢才又激起了他的心跳，才又复活了他生存的欲念。由于世界政治大气候的某种变化，仇道民听到了生命对自由的呼唤，人性对尊严的渴求，最近几十天，仇道民被振奋，被感染了。人不应该老是遭贱自己，爬着走路的不能算人；仇道民被启示，被开导了，人不应该老是欺骗自己，随着别人的棍棒看世界不算生活！或许，随之而来的所谓“反右”将是一场连着人们的诅咒记入历史的灵魂大绞杀，但以仇道民为例却可以说明，他是在这场运动中才深悟到：一个新的文明进程又会从反抗野蛮暴虐的统治开始，没有牺牲，不会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进步，仇道民所说的“无所谓”正是表现着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信纸燃烧剩下的灰烬飘落在地上，仇道民下意识地一片片捡拾起来，把它装进信封，那神情是虔诚的，他并没有表现出为自由而将生命与爱情皆抛的诗人的慷慨，他摇着头，在心里说：“墨霞，这是让我辜负了你，连累了你么？你能否给我以宽囿和谅解。。。 除此，也就无所谓了！”原来，仇道民的“无所谓”既包含着对爱情的真诚希冀，也掩盖着可能再度分离的痛楚预感。
仇道民不再害怕遭遇风险，他在意识到又将卷入一场政治风浪的时候，多次地问过自己。可问题是，他可以“无所谓”，学生却不能。再不听取倪老师的忠告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而李墨霞的信又最后促使仇道民当机立断：诗社与学社都必须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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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道民召集筹备成立学社的几个人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提出解散诗社和学社的想法时，曾明武首先表示赞同，这原本就是他的建议，陈灿英则有点慌乱，她对这场运动一直是捕风捉影，她问这还要不要去请示一下郭书记，仇道民立即否定：“这不干他的事！”只有猴头的发言较为激烈，他坚决反对“临阵脱逃”，还把这点当作检验“英雄”与“懦夫”的试金石。另有一些人的慷慨之词则不过是冒失者贪图发泄牢骚的痛快罢了。
彭石贤一言未发，他与现实的不协调有着深刻的性格根源，沉闷压抑的环境带给他比其他同学更多的思考与苦闷。这些天，他认真地看了报纸上那些反右文章，思想上无法认同那些观点。当时，他对曾明武那个小本子上的思想观点本不敢赞成，那不是成反革命了？但现在看来，如果连学社也不能办，不搞秘密组织又能怎样！他从曾明武对学社的态度，肯定他另有图谋，这对彭石贤来说，似乎是面临着一种抉择：他有不有勇气、有不有决心继续向前走，这使他陷入了冷静的思索之中，他不在乎这个学社的办与不办了。
晚餐后，仇道民眉头紧蹙，在走廊上来回地踱着步，痛苦不堪，他已经让人四处去通知所有诗社成员立即去青草地开会。
半个小时之后，在青草地聚集了二十多人，这是报名参加学社人数的大半。仇道民远远坐在一旁，一些不知情的同学还以为他在推敲学社成立大会的开幕词，只顾哄闹嬉笑。
又来了几个同学，陈灿英说其余的人一时通知不到了。仇道民这才站起身，一边向同学们走来，一边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对不起在座的各位同学们！我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形。是天有不测风云吗？只有天知道！是的，我们确实办过一个诗社，名字叫《春草园》。它没有错，这片宁静的草地可以为我们作证。它妨碍过谁吗？它招惹过谁吗？没有。就像这些小草，它只是渴望着阳光，渴望着春风，它只是表达过生命自由舒展的愿望。可是，它却夭折了！我们的诗社只编辑过一本薄薄的诗选，记录的是同学们一片纯清的心境，一腔真实的感情，一派蓬勃的生机，有如这块草地的碧绿、稚嫩和欣欣向荣。诗社之所以夭折，那是由于我，我是一位教师，我决定解散它，然而，我又不知道我是一位怎样的教师！是不是有人劝导过我，指责过我，说我不应该支持你们办这个学社？如果有，那不是理由；如果没有，那只是我的错误，是我坚持让《春草园》诗社夭折的。我们还有一个学社，它至今没有名字，因为它并没有出生，它只在大家的谈论中，只在我和你们的心里，这也有错吗？照理说，这绝不应该有错。但世界上有着不照理说的事！所以，今天，请大家允许我在这里宣布：我们的学社流产了，死亡了！
我是在想，假如从此就没有了这片草地，也没有了这个诗社或者学社，那我们也许就会有永久的宁静了吧？但愿如此！现在，请大家不要难过，不要犹豫，而最好的是，请大家不要再去思考！我不想说这是为了你们，但我要求大家接受我的决定，同时原谅我，让我们的诗社安息吧，祝愿大家平安！”
最后，仇道民对围着他的学生们又是打拱，又是挥手，连连说：“现在，请同学们离开这里，我们的学社没有了，请离开这里吧，我请求大家！”
同学们对仇道民这个意外的决定感到惊愕，面面相觑，但他们也被这篇激情的讲话深深震撼，他们看见老师痛苦、绷紧的脸上映着夕阳惨淡惨淡的光，眼里含着晶莹晶莹的泪。
同学们离开青草园，满心疑惑。他们同情仇道民，因为看他那样子实在痛苦。也有人觉得他的性情向来怪僻，有时讲课也会突然停下来，显出瞬间的失神，脸上凝聚的正是这种难堪的表情。一路上，只有陈灿英没与任何人交谈，她感到事情来得蹊跷，她想到要了解个究竟就该去找领导，而好找的人自然是郭洪斌，郭书记一向看重她，只是近来接近得少了些。
李超兰则是少数几个对解散诗社感到轻松的同学之一，因为她本来就有着某种担心。彭石贤与曾明武等人一道在前面边走边谈，转过钟楼那边去了，李超兰陪着仇老师走在后面，似乎很能理解他：“这下可好了，大家都放心了！”
路上，仇道民没有说话，回到学校，他把李超兰领进自己房里，屋里还留着烧过纸片的焦臭味，书案上放着那个盛着灰烬的信套，仇道民把信套折叠好，放进了衣袋，又以手加额凝神了半分钟，才舒了口气，他告诉李超兰：“墨姑妈给你来信了。”
这是夹在给仇道民的信中寄来的，李超兰看过之后说：
“可我已经与同学们约定好了，暑假里去作社会调查。”
“不需要用这个名义，度假就说是度假，社会调查与办学社一样可以获罪──你们去哪里？”
“青石镇，你不是也说过去青石镇度假吗？”
“。。。 恐怕不行了。你们去吧，假期那么长。”
“你同意我去？太好了，那就求你跟墨姑妈说说这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