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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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手涞墓叵凳牵篗′＞X′＞H′；这与图61中所示的关系完全一致。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2）
Ⅳ比较静态分析（parative Statics）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1）节约交易成本是“主要问题”；不能将其混淆为“唯一的问题”（Williamson；1985：22~23；1989：137~138）；（2）交易成本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同而按照上述方式发生变化。假定组织环境不变，将交易集中于指定的治理结构之下，人们会观察到某种不一致，但主要问题仍如上所述。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考虑随着制度环境中困扰的变化，交易的均衡分布如何随之变化，这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部分……制度环境与治理机制……都包括在内。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制度环境是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构成了生产、交易和分配的基础。例如：制度化选举、财产权、契约权……
制度安排是经济单位间的某种安排，它规定了这些单位协作或竞争的方式。它提供了一种成员间可以合作的结构或提供了一种可以影响法律和财产权变动的机制。我建议的这两个部分结合的方式为：将制度环境作为一系列参数来处理，参数的变化引起比较治理成本的变动。由市场、混合制、层级制组成的三维架构与仅由市场和层级制组成的架构相比，其优势在于：与从市场到混合制或是从混合制到层级制的变动相比，引发从市场到层级制（或是相反方向）的变动需要更大的参数变化。如下文所述，许多比较静态行为取决于混合模式的截距和斜率的不同变化。关键的预见性行为就是那些在图61中位于1（M到X）和2（X到H）邻域中的行为。这里考察四种参数变化：财产权、契约法、声誉效应与不确定性。
离散组织结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参数变化需要以一种特殊方式引入。比较治理成本架构需要将参数变化刻画为改进（或未改进），而不是像惯常的最大化方法那样考察参数（工资率、税收、需求变化）的增减效应。它进一步受限于将这些改进集中于一种通用治理模式的需要。但是考察比较静态效应仍具有信息价值。
A产权（Property Rights）
产权经济学认为，经济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界定的方式。资产所有权尤其与产权定义相关。它包括三个要素：（a）使用该资产的权利……（b）从该资产中获得合理回报的权利……（c）改变该资产的形式和实质的权利（Furubotn和Pejovich；1974：4）。
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定义上。正如大家普遍认同的那样，产权的界定与执行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只有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Demsetz；1967）才会出现产权。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我关心的是一旦转让产权，它具有良好的安全特征的程度。相关的安全风险有两种：政府征用和商业（竞争对手、供应商、顾客）侵占。
政府征用（Governmental expropriation）。 “可信承诺”（Williamson；1983）和“对安全性的期望”（Michelman；1967）等问题与政府征用相关。如果可以有效地一次性转让产权，以后也不会取消……尤其不会被战略性取消……就不会发生政府征用，企业和个人就会有信心投资于生产性资产，而不必担心刚获得的收益会被夺走。
然而，如果很容易重新转让产权，而且并非每次转让都会有补偿（可能因为补偿额太大），那么，在投资计算中就会有各种战略性的考虑。如果人们认为被征用是严重的风险，就会重新分配财富（做假、被转移、被消费掉），而不是投资于潜在的会被征用的资产。更为普遍的是，如果个人和团体经历过或目睹过财产被征用，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预料到将来他们也可能面临同样不利的状况，从而产生激励去对这一情形作出反应。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3）
Michelman（1967）关注符合成本效益的补偿，他认为如果补偿的代价高昂，如果受损的个人和关注此事的旁观者遭受的“败德成本”不高，那就没有必要补偿。如果预期“败德成本”很高，损失也容易确定，那就必须补偿。Michelman提出了进行此类计算的一系列标准。假如政府了解到这些利害关系，并“承诺”尊重这些标准，那人们会相信这样的承诺吗？这就提出了“可信承诺”问题。
作出承诺很容易，但可信承诺则另当别论。Kornai（1986：1705~1706）观察到：在匈牙利，工匠和小店主都担心政府没收，尽管“官方一再宣称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永久特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者，对于建立长期信誉或投资于长期固定资产并不感兴趣”（1986：1706）。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些人或他们的父辈都经历了40年代财产充公的时期”（Kornai；1986；p1705）。
但原因不只如此。除了因为有过财产征用的历史，还因为直到1986年政府结构并未改变，仍是先发制人进行侵占。政府的声明只有经得起长期考验或伴随着可信的不会轻易取消的政治重组后才更加可信。正如一位波兰企业家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不想要昂贵的机器。如果局势改变，我会被它们缠住。”（Newman；1989；p37）请注意，在这方面，“如果法律及实施处于一党制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法律的客观公正性难以保证”（Berman；1983；p37）。如果制定法律的君主“不能随意地制定法律，并且除非他重新制定……依法制定……否则他会受到法律的约束”（Berman；1983：9），那么法律的可信性才会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经渗入政治过程的惯性，都有着可承诺的益处（North 和Weingast；1989）。
而这些并未体现在东欧和苏联身上，Mikhail Gorbachev（建议美国公司迅速在苏联投资而不要观望等待）提议：“现在与我们一起奋斗，参与到我们伟大国家建设中的公司，有着美好的前景……而那些一味等待的公司将来仍然是旁观者……我们拭目以待”（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0：5）。苏联的领导承诺早行动会得到奖赏而晚行动会受到惩罚，这反映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传统激励。它忽视了轻易的行政*是契约风险的源泉。矛盾在于较少的自由度优于较大的行政专断，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可信承诺。有效的经济改革要求：要想建立投资者的信心，就要消除违约的可能性。
政府方面缺乏可信承诺，这给私人部门中长期的、固定的、无论是专用性的还是非专用性的投资都带来了风险。如果长期性、固定性都与资产专用性无关，那么所有类型的私人部门的监管交易成本会随着征用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下，和的值可能变化很小或者不改变。可以肯定，在人们认为征用风险很大的体制下，政府一方将不得不承受较大的长期投资负担。私人部门的长期投资将偏好那些能走私的资产或是其他可移动资产，例如通常意义上的人力资产（熟练的工人、手工业者），如果允许迁居至别国，就可利用人力资产来创造经济价值。
泄密（leakage）。不仅许多产权的价值被政府低估，专门知识和信息的价值也可能被供应商、购买者和竞争对手挪用或浪费。Teece（1986）最近提出这些问题，并连带探讨了“弱的可占用体制”，这与Arrow（1962）早期关于信息产权的讨论相关。如果不能合法保护知识投资，或者如果名义上的保护（如专利）无效，那么（1）事前进行此类投资的激励会受到削弱；（2）将此类投资置于保护性的治理结构之下的事后激励增强。正如Teece（1986）所讨论的那样，出于保护的目的，有时会将泄密风险极大的相关生产阶段横向或纵向一体化，行业秘密保护就是一个例子。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4）
与层级制相比，这里用比较治理成本来解释弱的可占用性（更大的泄密风险）增加了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图61中的市场模式曲线和混合制曲线都因为泄密风险的增加而上移，所以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影响集中于k2。当泄密风险增加时，k2的值左移，以至于交易分布倾向于层级制。
B契约法（Contract Law）
契约法体制的进步与否，可通过相关监管成本曲线的移动情况来判断。例如，免责条款的改进将使混合制的监管成本下移。这里的观点是免责主义要么太松要么太严。如果太严，面对是否支持对方的专项投资决策，双方会举棋不定，因为倘若发生意外事件，而对方又坚持履行契约，那么此时遭到惩罚性后果的风险就很大。如果太松，那么谨慎地考虑契约、选择技术，有效地分担风险以及规避不利情况的激励会受到削弱。
免责条款的变化是否是一种进步取决于初始条件和如何作出取舍。假设是一种进步，那会降低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尤其是当资产专用性的价值较高，以及违背契约精神会造成较大影响时更是如此。改进的效果将是增加应用混合制契约，尤其与层级制相比较而言。
Hadfield（1990：981~982）最近考察了特许经营法，解释了法庭的主导趋势……为填补不完全契约的空白赋予特许授权者不受约束的裁决权，如同特许授权者是一个纵向一体化的公司。他认为这是对于从层级制（该逻辑在此成立）到新古典主义契约（该逻辑在此不成立）的自制推理的错误应用。特许经营法的失败会提高与前向一体化到分销相关的特许经营的成本（Hadfield；1990：954）。这表明图61中的值向左移动。
自我控制条款的变化会在层级制的治理成本中得到反映。不恰当的自我控制条款，如诉诸法庭解决企业内部技术纠纷的意愿，会使得层级制治理的成本上升。这会损害层级制（相对于混合制的缔约模式而言），2的值会向右移。
C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s）
可将网络解释为一种非层级化的契约结构，其中声誉效应得到迅速准确的传播。交易双方应用声誉效应，不仅可以参考自己的经验，还可从别人的经验中获益。诚然，声誉效应的效力容易被夸大（Williamson；1991b）；但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效力，并且比较效力的变化容易确认和证实。
假设可以识别一个交易团体，他们声誉效应的作用发挥得很好（或是比较差）。提高的声誉效应削弱了企业内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激励，因为在看重声誉的体制中，机会主义的即期收益被远期成本抵消。企业内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威胁对混合制来说最大，（尤其是在2的邻域里），因为企业内部声誉效应的提高会降低混合制缔约的成本，2的值会右移。因此，在企业间声誉效应完善的体制中，混合制契约会增加（相对于层级制而言）。在企业内部，若声誉效应提高，管理上的机会主义就会减少，层级制的治理成本会下降。
表现出团结性的同样信仰的团体常具有混合制契约的优势。在团体内，声誉传播迅速，并对成员关系施加约束（Light；1972）。可以预见，对那些看重声誉效应的企业间的活动而言，具有同样信仰的团体会取代非同样信仰的团体。非同样信仰的团体要想有活力，将借助市场或层级制（分别取一个较高或较低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