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总真的没关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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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个同事站在我旁边，他说：“给我一张考绩的Form吧。”年终考绩的表格，每人都有一张，偏偏他的不见了，而我刚好多出一张空白的。“表格！”我说，“你再说一遍，表格！”他老大不情愿地说：“嗨，请给一张考——绩——表——格吧。”
这个早上我挺快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一句散装英语，我严肃认真地用中文表达我的意思，我在慢慢地不浅薄，慢慢地深刻起来了。可是，早上还没有过完呢，还有中午还有下午呢。我今天真的可以不说一个英文单词吗？那明天呢？正想着，抬头看到美国人John从走廊那头向我这方向走来，我赶紧躲到Toilet里去了。
老李把辞职表拍在执行董事面前，昂首挺胸步出了办公室，他脸色苍白，摔了一下门：“什么资本主义！”他是真的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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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愤怒
老李不停地来问我申购报告批下来没有，以至于他一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摇头。
老李的报告递上去很久了。他申请买两台数控钻床，因为根据现在的生产量，在某工序不增加设备的话，这个工序就会成为整个生产流程的瓶颈，货物大量地积压在那儿，而下一个工序的人却无事可干。老李已经把那个瓶颈工序的工人们“三班倒”很长时间了，工人们劳累不堪，有了怨言，老李看着心急，所以一遍遍地来问我，报告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老李曾经是安徽某县一家国营酒厂的副厂长，还有着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因为酒厂效益不好，他停薪留职来做了我们公司的厂长。用他的话说，他是从社会主义回到了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虽然都是厂长，但是资本主义的厂长和社会主义的厂长不一样，资本主义的厂长管不到钱，要用钱，就得打报告。小钱，打报告给老总，大钱，打报告给执行董事，更大的钱，就得董事会批准了。但是，作为高级经济师的老李，还是对“资本”二字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他说，不管制度是多么的严谨，所有的人还是会为“资本”二字负责的。
我很认真地和老李讨论过申购报告的事情。我告诉他，第一个步骤是将报告交老总签了，然后上报到总部的财务总监签了，再给执行董事签。凭执行董事签了名的文件，交给采购部，询价，货比三家，采购部再做报告文件，重复第一步骤。再凭执行董事签了名的文件（那时候执行董事应该批示由哪家供应设备了），再由采购部出订单，再重复第一步骤，都签了字了，然后把订单给设备供应商，就差不多了。虽然我说得很详细，老李的脸上却有点不耐烦，他说真麻烦！比我们国营企业还麻烦！
我劝老李耐心些，这些过程要是遇上某高层出差、某秘书疏忽或其他不可预计的原因会显得更加漫长。果不其然，接到财务总监秘书的电话，她说，新规定，购买固定资产之前必须做固定资产申请。也就是说，原先那份报告成了一张废纸。我辗转从财务部门得到了《固定资产申请表》，拿去交给老李，老李铁青着脸接了过去。
工人们受不了长期“三班倒”，接二连三地请假，老李不停地做思想工作。最后，班组长们都坐上生产线去了，而老李每天风风火火地跑来跑去。可是，货还是做不齐，订单完不成。我每天打电话去总部催问固定资产申请事宜，总是被答复说“等等”。
执行董事千年不遇地来到了我们公司，他召开了会议，老李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肥头大耳的董事手抓一叠文件慷慨陈词：“你们不要对我讲什么理由！没有理由！这些货死也要给我死出来！”会议之后，他把那叠文件放我面前，道：“找有关的人来谈谈是不是真的需要买设备。”我定睛一看，那是我们的《固定资产申请表》，附有很详尽的理由和数据。
老李把辞职表拍在执行董事面前，昂首挺胸地步出了办公室，他脸色苍白，摔了一下门：“什么资本主义！”他是真的愤怒了。
按照经验，在这样的场合，点菜的时候不要看餐牌，也不能看价格，否则会让客人感觉不好。只需把酒楼的经理叫过来，中气十足地请他介绍此处有什么特别的非比寻常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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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通过了
现在我正忙着打报告向上层申请审核组的伙食费用，酒店费用是集团月结的，不用现金，但是我不知道即将来到的审核员好什么口味。所以，我得先提了现金预备着，有了钱，去哪儿吃都行，我的预算是每一餐五千元。司机已经开车带着他们在路上了，并按我的嘱咐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他们分别是张工、程工、管工、鲍工。
我请新入职的小姑娘帮忙打电话订酒店，她问我几人，我说四人。刚要走开，听到她拿着电话说订两间房，我急忙抢过她话筒，告诉酒店订房的，要四间，豪华房。小姑娘大惑不解地问我，标准房不是有两张床吗？我说是，但是就算每间房两张床也要订四间房。小姑娘嘟了一下嘴，觉得我在浪费资源，我以后会告诉她为什么要一人一间房。
中午的时候，老总、我以及几个关键同事和张工、程工、管工、鲍工在饭桌上了。经过我的提议，得到他们的一致通过，决定在皇朝酒店吃粤菜海鲜。按照经验，在这样的场合，点菜的时候不要看餐牌，也不能看价格，否则会让客人感觉不好。只需把酒楼的经理叫过来，中气十足地请他介绍此处有什么特别的非比寻常的好东西。我提议来的酒楼，自然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可以中气十足地把饭钱控制在五千元左右。如果超得太多，在报销的时候需要写解释给执行董事，我麻烦，老总更麻烦。
饭桌上气氛很好。张工、程工、管工、鲍工分别报出了自己的家乡。大家都有家乡，大家都把家乡说出来了，饭桌上就有了话题，有了话题就气氛很好。饭到尾声之时，我正很得意地说着东北黑土地里的土豆个儿大，管工突然来了一句：“有一年，在深圳审核，那家公司一餐就吃掉了一万多。”我张了一下嘴，活像塞了个土豆在嘴里，硬是把它给咽了下去。“因为非典，现在果子狸熊掌都没得卖了，那时是要那个价。”我给我省掉的五千元找着理由。
张工是我的老乡，因着老乡的情谊，他私下告诉我，这次审核，鲍工为头，鲍工喜欢打保龄球。我说那咱们就去打保龄球，并加以说明：咱也喜欢打保龄球。当晚冒着忤逆管工的风险，我在另一家酒楼还是把饭钱掌握在五千元之内。饭后，我们簇拥着花白头发的鲍工到了保龄球馆。
我陪着鲍工打保龄球，老总在一边和程工闲聊，程工似乎在问本地有无温泉桑拿之类。我心想，等会儿保龄球节目结束时，我得以照顾孩子为由早退而让男士们活动得更好。一时出了神，球扔出去了，手指却来不及松开，我整个人跟着球滚到了球道上，那地板的摩擦力系数接近于零，我像只青蛙一样趴在球道上，拼命折腾着却起不来。整个保龄球馆的人都望着我笑，鲍工笑得最响亮，在他的笑声中，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认证已经通过了。
贾总是香港人，离异单身，听说这贾总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请漂亮的女人们吃饭。对这个我倒是放心的，那时我怀孕快七个月了，怎么样也不能算做漂亮女人，应该不在被他邀请吃饭的范围之内。
贾总谈恋爱
贾总刚来，我就有种预感，他在任时间不会很长。办公室里的女人们都不喜欢他的形象，干干瘦瘦的，黑黑的，头上头发不多，还喜欢开着改装的吉普车到处去。咱们心里想：“就这样子了，五十好几了，还硬充西部牛仔干啥呢？”
贾总是香港人，离异单身，听说这贾总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请漂亮的女人们吃饭。对这个我倒是放心的，那时我怀孕快七个月了，怎么样也不能算做漂亮女人，应该不在被他邀请吃饭的范围之内。
出乎意料，贾总请我周六晚上一起吃晚饭，我答应了，答应的时候颇有点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虽然大腹便便，但还是有点魅力的嘛！周六晚上我早早地到威尼斯西餐厅坐定了，将到约定时间，远远地看到贾总和一个女孩子并肩施施然过来，贾总穿着牛仔小马甲，远看还是挺有点西部牛仔味儿的。
他带来的女孩子叫“荔枝”，荔枝只是读音，她到底叫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把荔枝介绍给我，荔枝想做报关员，她想知道做报关员的途径。我把我知道的说了一通，让她先去强化一下英语。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她是贾总的什么人？”这问题到了饭后告别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主动告诉我。这荔枝确实长得像剥了壳的荔枝，水嫩白净，看样子不会超过二十岁。
星期一一上班我就打通董事秘书阿咪的电话，问贾总的荔枝是怎么回事？阿咪吃吃地笑，说：“他又带着荔枝出现在你们面前啊？他被调走就是因为和3A车间的工人荔枝搞上了，我们这边众多老总和经理们看他不顺眼。”“把你们不顺眼的推给我们？我们这边也有众多老总经理呢！也看他不顺眼了怎么办？”阿咪只是嘻嘻地笑，“那，到时候再说啰。”
和贾总吃过饭的同事们都跑来和我说，贾总有个荔枝，高中没毕业的，贾总到处和人说，她要去上英语课，以后当报关员呢！我为我有这样一个老总感到难为情，他每天的工作只是在我交给他的文件上签名，签名之前问我：“你看过没有？”我说看了，他就大笔一挥，挥完就不见了，开着他的迷彩吉普车和荔枝快活去了。他一走，同事们就笑：“贾总谈恋爱去了。”我觉得贾总确实是在谈恋爱，虽然人家五十好几了，但是谈恋爱的甜蜜还是洋溢在脸上的皱纹之间。
阿咪大惊小怪地打了电话来，说：“哎呀，你们贾总拍桌子啦。因为会议中汪总当面指责他为老不尊啦！”放下电话，我知道我最初的预感没有错，我很快就要换老总了。
后来，听说贾总给荔枝上了个Boss级人物才上的英语培训班，荔枝跟着班上的“同学”跑了。我们的贾总在不再是贾总之后，开了个港式茶餐厅，不景气，关了；又开了个花场，不景气，关了。至今他还欠某同事五千元，可他不知所踪，我在路上也没有再见到过迷彩吉普车的踪影。
那天，高洪对我说，他想租用我一天，租金是六千元，而我什么都不用干，只要带个手提电脑跟在他旁边就是了，换言之，就是要我当他一天的秘书。
倒爷
我惴惴地坐在高洪租来的车子上，奔向G省Y市L镇。
那年我24岁，高洪23岁，他瘦瘦高高，斯文白净。我是在一个英语培训班上认识他的，他和每个同学都关系良好。他高中毕业后做着机器零配件的生意，名片上印着“高洪经理”，我知道这样的经理是什么角色，就是那时最流行的倒爷。不过，因为是同学的关系，我帮了他的忙，帮他把从别处贩来的零件卖给我们公司，我对采购部的同事宣称他有自己的零配件加工厂。
那天，高洪对我说，他想租用我一天，租金是六千元，而我什么都不用干，只要带个手提电脑跟在他旁边就是了，换言之，就是要我当他一天的秘书。一天可以挣六千，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诱惑，而我也相信高洪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