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经济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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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总理大人认为，限制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同样是个好主意（直到最近才有所变
化）。
让我们回到人口出生率问题上。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避孕药的发明，我们总体生育率（
每名妇女生几个孩子）的显著下降，与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重返职场，两者存在紧密联系，
对此似乎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生育率从1961年的峰值，跌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
6—远远低于的人口更替率。幸运的是，最近6年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所以，人口统计学
家所预计的进一步衰退，说不定并不会真正出现。然而，我们那些好眼光的领导者，却不愿
给此事一个转圜的机会。
科斯特罗先生公布2004年联邦预算（其中包括一项新生儿补助计划）的时候，他敦促人们“回
归家庭，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他试图用这一笨拙的幽默话，掩盖他对人口出生率问题的态
度大转变。2002年发表《跨代报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时，科斯特罗尚认为，较高的出生率，反而会加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且，政府
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此一发展趋势。的确，就业人口既要赡养退休的父母，又要照顾未成年
的孩子，这样一来，孩子越多，日子越难过。
但这种看法是很短视的。社会必须照顾年轻人到20～25岁，帮助他们接受教育，但25岁之后
，年轻人就变成了劳动力，有能力赡养他人了。至于科斯特罗认为政府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此一发展趋势的看法，更是完全不对—他后来的预算方案和花言巧语同样不对。如果你认为，
给3000澳元的新生儿补助—到2008年进一步增加至5000澳元—并不足以影响夫妇生养孩子的决
定，那你可算说对了。就其本身而言，新生儿补助方案能够带来一些有利后果，但微不足道
。
用钱鼓励夫妇生孩子的想法，可谓目光短浅。要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个
叫人吃惊的事实：在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当中，已婚妇女就业率高的
国家，出生率一般较高，而女性就业率低的国家，出生率往往也较低。这或许和你想的恰好
相反，因此，我们（当然还有丈夫们）务必需要对妇女、受薪工作和生孩子之间的关系，做
职业女性（4）
一番更深入的考量。（上述结论得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统计学教授彼得？麦克唐纳的研究，后
为艾普斯教授的研究所证实。）
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在迅速走向老龄化，但大多数国家的程度远远不如我们严重。20世纪
80年代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跌到了我们如今的水平。于是一部分国家，如瑞
典、挪威、丹麦和法国，采取了方便妇女就业的对应措施；而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
和西班牙，则置之不理。结果如何呢？那些继续让职业女性日子不好过的国家，不光女性就
业率低，人口出生率也不停下降；而那些眼光更长远的国家，女性就业率提高了，人口出生
率也止跌回升。
解答这一谜题的关键，是要理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所蕴含的革命意义。如我们所知，既然女
孩比男孩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毫不出奇，很多女性都希望获取教育在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上所
带来的果实。而政府通过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令得女性难以实现家庭和事业的两全其美，
那么，女性就业率低、生育率不断下降，也就很自然了。更不要说，整整一代的已婚女性没
能享受到应得的人生，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何其遗憾哪！
坦白说，我得出的论点是，在这一领域有能力左右政策的男性们，反而在把事情往糟糕的方
向弄。因为他们忘记了女性的立场，是他们令妇女孩子越生越少，越来越倾向于从事兼职工
作；如果我们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本来是能让更多女性从事全职工作、又生上两三个孩
子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决定不要孩子的妇女越来越多，而是因为很多妈妈
生了一两个孩子就不生了。）
我们不为已婚妇女打开就业的方便之门，原因之一是古老的道德伦理认为，政府不得给全国
职工添麻烦，增成本。但我们强加给已婚妇女（还有本该承担更多家务工作的已婚男人们）
的糟糕交易，阻碍了女性熟练劳动力完全进入职场，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让我们困顿
于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进退两难。难道这就是商人们所谓的追逐私利？难道这就是经济理性
主义者所谓的理性？我不这么认为。
儿童保育是一个为政策所忽视的重要领域。为了让国家和女性充分利用到原先花在女孩儿教
育上的大笔投资，足够的儿童保育机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霍华德政府的一大主要政策，
就是削减儿童保育补助金。当然，2004年大选后情况似乎有了彻底的转变。可不幸的是，尽
管政府如今增加了儿童保育支出，但并未采取太多措施，提高有能力进入劳动市场的已婚妇
女的数量。
霍华德先生在发表施政演说时曾许下很多诱人的诺言，其一是对家长的儿童保育净支出（也
即家长在保育方面花掉的费用，减去所获得的儿童保育福利）退税30％。尽管据说此举会让其
他纳税人在3年中承担超过10亿澳元的成本，但具体怎么做的详细情况却似乎无人披露。当然
，这或许是因为情况过分复杂，但更可能是因为没人想到那么长远。
儿童保育退税建立在现有的儿童保育福利金基础上—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该福利金的主要体
现形式是，支付给保育服务机构每周的费用极低。根据家里需要保育服务的孩子数量和家庭
总收入，福利金介乎于每个孩子每小时补贴～澳元。我应该告诉你，由于1996年选
举后，霍华德先生对哪些竞选诺言当真、哪些不当真做了一番口无遮拦的评论，引起公众强
烈反应，如今他老兄成了个说话算话的人。但这并不排除财政部长对履行承诺的条件做一些
回顾性的“修正”。有时候，这么做是为了把不切实际的诺言弄得多些可行性；而更常见的目
的，则是让国家少掏些钱。
不管怎么说，到了履行诺言的时候，科斯特罗先生和他的财政顾问们在这件事上算是竭尽所
能了。和30％的私人健康保险退税不一样，新近透露的儿童保育退税计划不再是给保育机构补
贴，减少父母每周支付的保育费，而是在夫妇递交年度纳税申报单之后，合在退税款项中一
并发放。
等一等，还没说完呢……由于儿童保育退税的数额取决于你享受的儿童保育福利的额度，又由
职业女性（5）
于儿童保育福利的额度取决于家庭全年总收入和你在儿童保育上的总支出，还由于财政年度
终了时才能知道这些事实到底如何，最后，由于官僚主义者们要等到最迟至11月才能算出你
够资格申领的退税数额，你必须要等到下一年退税的时候才能获得儿童保育退税款项。嘿，
绝对不是开玩笑。这就是说，虽然退税方案早于2004年7月1日就签署实施，家长们至少也得
等到18个月之后才见得到钱星儿。而且从那以后，第一年该享受到保育退税，要等到第三年
才能收到。
对于所有挣扎着承担高昂育儿成本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妻子的税后时薪还比不上儿童保育每
小时成本的家庭来说，上述迟来的兑现条件，无疑极大地降低了保育退税的实际价值。结果
，保育退税并没有起到预想中鼓励已婚妇女重返受薪就业市场的目的。对比18个月的兑现期
，提前6个月签署实施简直没起上什么作用。
第二个迟来的曝光缺陷，是每个孩子每年能享受到的保育退税，以4000澳元封顶。对于悉尼
和墨尔本一些采用昂贵的日间托儿服务的母亲来说，此举直接限制了保育退税所具有的价值
。至于大多数其他母亲，还要等几年才会达到上限。当然，有了上限，其他纳税人所承担的
保育退税成本，就不会像30％的私人健康保险退税成本那样，年复一年地越积越高。
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问题。你用30％的补贴，减少了某样东西对买家的实际成本，那么
在供应量一定的前提下，你就提高了它的需求量（从而造成了供应的短缺），从而使得供应
者索取更高的价格。换句话说，退税所带来的好处，最终由买家和卖家共享—诚如私人医疗保
险退税所造成的局面。科斯特罗先生认为，设置4000澳元的上限，意在限制育儿服务机构（
大多为私营企业）提价的范围—也就是限制那些可怜的低薪儿童保育工人加薪的幅度，虽然这
一点他并未明说。然而，保育机构暂时还没提价的实际原因，很可能只是因为保育退税兑现
的日期是如此延后。
一些对保育退税政策的批评认为，它必然会造成提价，同时又无力缓解保育场所长期供应不
足的现象。这种看法不对。较高的价格带来了较高的利润，这会鼓励供应商提供更多保育场
所。麻烦的是，这些新增的保育场所，大多是以住在较好社区的高收入母亲们为服务对象的
。
让儿童保育服务变得更便利、价格更可能为普通家庭所承受，从而鼓励更多妇女重返就业市
场，政府的这个新目标是值得称道的。不幸的是，官僚主义者们在保育退税上鬼鬼祟祟的安
排，使得它变成了一种相对无效而又浪费的办法。要想帮助夫妇在工作和家庭义务中找到平
衡，克服由于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扭转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前面的
道路还很漫长。
放弃儿童保育退税方案，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慷慨的保育福利计划上，恐怕效果更好。我们
要尽量鼓励多在托儿所不足的偏远社区建立社会性托儿所。我们要鼓起勇气，迈出其他所有
工业化国家业已迈出的一步：要求雇主为女职工提供带薪产假。 。。
养儿育女的成本（1）
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尘嚣日上的世界，可想到大多数人仍在从事养儿育
女的神圣活动，还是挺欣慰的。这是我们所做的最神圣高贵的事情。抚养孩子是成年人体现
忠诚、慷慨、无私、关怀等价值观并将之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途径。这是抵挡市场心性的最
后一座堡垒。当家长还会得到情感上的回报—没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
等自己年老时它能带给我们些许欣慰。当然，即便如此，做家长也得付出不少牺牲。
澳大利亚有460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由同等数量的家长抚养长大。你是否想过，这一切要
花多少成本呢？或者，我们做得够不够好？南澳州佛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大学的经济学家苏？理查德森博士就想过。2000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