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经济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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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全澳大利亚15岁以下孩子的清醒时间总计为亿个小时，其中只有6％的时间是受薪保
姆照顾的，学校亦只占17％。孩子自己照顾自己的时间约占20％，剩下57％的时间，由家长或其
他家庭成员分担。但如果你想要孩子，别因为将来要受点儿累就打退堂鼓。人类能延续这么
久，证明养孩子的收益大于成本。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家长都痛苦地知道、可政客们却宁愿不考虑的真实情况：孩子年龄越大
，花在他们身上的钱越多。以下证据引自澳大利亚社会服务理事局（ACOSS）的一项调查，“
贫穷、政策和养育青少年的成本”。青少年很能花钱。首先，他们想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接
下来是他们所消耗的庞大食品量，以及他们非买不可的漂亮衣服和鞋子。他们的学费成本也
提高了。最后一项少不了的大笔开支是“娱乐费”—每个星期五或星期六的晚上，你捧着本书待
在家里，他们却出门玩闹嬉戏，而你还必须塞给他们一张50块的票子。
1988年，社会福利署进行了一次调查。它估计，照顾一个3岁的孩子，每周开销最低为104澳
元（以今日之币值计算），可照顾一个14岁的孩子，最少也需162澳元—增幅高达56％。堪培拉
大学的研究员们进行过另一项研究，试图推算出家庭的实际支出。它发现，家庭用在十六七
岁孩子身上的支出，达到了每周375澳元，是5岁以下孩子的4倍。我们不知道养育孩子的成本
会随着时间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另一个家长们早就明白的命题：孩子
们受教育的时间越长，离家时间越靠后。（而且等他们最终飞出了巢，回家的可能性也更大
养儿育女的成本（4）
。）等会我们再仔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既然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孩子年龄越大，成本越高，而且孩子依赖父母的时间可能会
更长，政府是否对家庭补助做了相应的调整呢？没有。1988年，霍克政府引入一项计划，提
高孩子13岁以后的家庭补助金，但也就仅此而已了。而实际上，如我在前一章所述，霍华德
政府的做法恰好相反。霍华德政府所谓“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实现更佳平衡”的花言巧语，究其
本质，无非是减少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说起来，这一考虑当然是冠冕堂皇。
可想想看，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增加，而间接成本却在下降。孩子年龄
大了，当母亲的更容易重返受薪工作岗位，或是从兼职工作转回全职工作。一旦孩子进入青
少年时代，夫妇双方都能在事业上有所进展。这也就是说，对于双收入的中产阶级家庭，他
们经济压力最大的时期，是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等孩子长大些、更费钱些，父母挣的钱也
多了。
可反过来说，对于教育水平不高、没工作的家庭，经济压力最大的时期，是孩子年龄最大的
时候。当然，这正是澳大利亚社会服务理事局调查所提出的论点。近年来政府在家庭补助金
方面做出的所有“改进”，其目的几乎都是让整个制度更适合中等收入家庭的需要。家庭补助
金是减少儿童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个概念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得说句公道话，霍华德先生虽然很偏爱单收入家庭，给了他们种种好处，但他总是把单
亲家庭排除在外。很多单亲家长没有工作，他们的孩子也有不少处于贫困当中。）
一两年前跟人合作《澳大利亚比比看》（How Australia
pares）一书的时候，我沮丧地发现，澳大利亚在儿童贫困方面的记录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0年的一项研究，澳大利亚有的孩子生活在贫困当中，在全
世界18个发达国家中排倒数第六。而按照更近期的一项研究，贫困儿童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
15％。不管哪个数据属实，都不是什么值得人吹嘘的事情。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力争转入知识经济所带来的一个隐性后果。转入知识经济当
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敢肯定。我们的孩子能受到更多教育，我们的劳动力会变得比
从前更有技能。女孩与男孩齐头并进，甚至超过男孩。但这里有一项隐性成本：为我们对知
识的渴求买单的，主要是家长们。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年纪越
来越推后，也就意味着他们离家独立越来越晚，依靠父母越来越久。
除了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政府的政策也在变。不管你走到哪儿，各种变化因素都像串通
好了似的，增加你的育儿成本。与其说是“谁用谁买单”，倒不如说是“谁用都是家长买单”。
根据官方数据，半数以上20～24岁的年轻人，仍跟父母住在一起。即便到了25～34岁，还有
12％的青年住在父母家。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朱迪？施奈德，就年轻人对家长
依赖性的问题，发表了一份研究论文。她指出，上述变化其实在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注定
了。
施奈德博士发现，1982年，15～17岁青少年住在父母家的比例是79％，14年之后，这一比例增
至96％。这主要是因为青少年全职工人的就业市场彻底崩溃，待在学校上完高中的孩子越来越
多。同一时期，15～17岁青少年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从22％跌至8％。
很难相信10多年间的变化会这么大。约有1/3的年轻人进入全日制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比20
世纪80年代初翻了两倍多。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全部原因），这导致18～20岁从事全职工
作的青年比例，从1982年的一半强，跌到了1996年的1/3。当然，大多数大学生要干些兼职工
作。原先许多年轻人可从事的全职工作岗位，也就顺势变成了兼职工作岗位，交给学生们去
干。
可尽管有兼职工作，几乎这个年龄组的所有学生，仍然保持着对父母的依赖。（倘若年轻人
的个人收入不足以令其个人维持贫困线以上的生活，那么，调查就将他们视为依赖父母。）
养儿育女的成本（5）
大学入学率的提高，基本上解释了18～20岁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比例，从1982年的不到40％，提
高到1996年的60％以上。
年龄较大的大学生（21～24岁），情况更为复杂。表面上看，一部分人所做的兼职工作，已
经足以养活自己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该年龄段依赖父母的大学生比例确实下降了—居
然跌到了80％以下！即便如此，由于21～24岁年轻人仍在念大学的比例逐年上升，该年龄段所
有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比例仍然稳定维持在30％左右。
严格地说，住在父母家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依赖父母。但两种情况的区别实在很模糊。如今
，挣钱的孩子应该交给父母伙食费的概念，似乎被大家给抛弃了。年轻人仍在接受父母一定
程度的抚养。（出于同样原因，离家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不依靠来自父母的财务支援。
）
切莫以为（当然我们不少人都会这么想）如今拥有全职工作的少数年轻人能不靠父母满足自
己的需求。还差得远咧！根据施奈德博士的发现，在1982年，从事全职工作的15～17岁青少
年，经济仍然依赖父母的比例是10％，可到了1996年，这一比例已经增至2/3。18～20岁从事
全职工作的青年，经济仍然依赖父母的比例也增至16％。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徒的工资（小
于21岁的工人都是“学徒”）在1985～1995年间跌了5％～6％。等你下一次听到有人建议降低学
徒工资，以便解决青年人失业问题，请记住这一点。不管这类计划能不能行得通，最终买单
的都是当爹当妈的。
此外还要补充的是，依赖父母的年轻人失业率也提高了—哪怕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比例就
高达94％。青年救济金从来不足以让父母们脱身而出。所以，不管年轻人的地位如何—不管他
们是全职学生、全职工人还是失业在家，情况都一样：他们越发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
一方面，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变化都在忙着从家长的口袋里挖钱；另一方面，政府也打
算掺合一脚。随着1998年“青年津贴”取代青年救济和学业援助金，21岁以下青年可申请的所
有福利，都需与父母的收入情况挂钩。
政府毫不掩饰自己这么吝啬的理由：它希望“家庭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孩子，直到孩子
实现经济独立”。接着，它又以无息贷款（HECS）的形式再度引入大学学费。基本上，你可以
把这笔费用理解成放给孩子的一笔债，等他们离家独立能挣钱之后再还。而实际上，很多父
母都面临着提前还贷的压力（提前还贷能打个大折扣，更加剧了这一压力）。
对于境况还不错的人来说，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只不过是另一件想起来就叨唠叨唠的
事情罢了。毕竟，如果你有钱，花在孩子身上再值不过了，不是吗？可不难看出，对于那些
要么没钱要么不愿意抚养孩子那么久的家庭来说，这会令他们的经济越发困难，家人关系越
发紧张。
倘若说养儿育女是我们所做到最神圣高贵的事情，那么，当今的世界就是在竭力把它弄得比
过去更“高贵”。
接受更多教育的价值（1）
当然，养儿育女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甚至可算是一项特权。可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对
孩子日后成功的渴求心，带来了好些痛苦的，甚至代价高昂的抉择。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替
他们做这些抉择；等他们长大了，他们自己做抉择—而我们从旁提建议，多多少少耍点儿外交
手腕，多多少少成功地叫他们改变主意。如今的教育，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期待，需要我们提
前投入大笔金钱，以便让下一代获得收入丰厚的成功事业，毫不出奇，经济研究者有些建议
要提。
就比方说是否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吧。如果我们寻求社会地位—为自己，也为孩子—那去私立学
校是个不错的选择。当今社会，凡是要花大钱的东西，都能提高我们的社会档次。可倘若我
们真正想要的是让孩子取得良好的成绩呢？私立学校能办到吗？再说现在年轻人进大学的升
学率很高，我们真的有信心这样说吗—成绩好坏对孩子将来的赚钱能力存在显著的影响，上私
立学校费的工夫花的钱都很值？就算你对此毫不怀疑，你的孩子也会起疑心。这就引出了偿
还教育无息贷款的难题。提前还款折扣很高，可到底是该由我们这些当家长的提前还款呢，
还是该等孩子找到工作之后自己还呢？应该让孩子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长时间工作还贷吗？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专家们大概会怎么说。
按我对私立学校的观察，家长和学校之间有个不成文的契约：我们支付高昂费用，而你们则
保证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