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2-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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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记者，请您给我机会。”
总编接过我的简历，匆匆扫过一眼，然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急事，明天就和你联系。”
我看着总编的车子徐徐开走了，开出了停车场，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一躬，再起身时，已经满眼泪珠。
非常感谢“爱在苏黎世”对我一如既往的关爱。
关于政界的事情，我说几句。
政界最低的级别是科级，然后依次是处级、厅级、部级、总理级。一个县的局长是科级，县长是处级，地市级的市长是厅级，省长是部级。
公务员分两种类型，按照工作性质来分，一种是政府口的公务员，一种是党委口的公务员。
我们常说的工商税务财政工业农业商业畜牧业社会治安对外贸易计划生育等等这些属于政府口；而组织宣传统战等等属于党委口。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总编的传唿，他约我来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了，而传唿已经成为了古董，我可能是这座南方大都市里最后一批使用传唿的人。
半年后，当传唿即将绝迹的时候，我采访了最后一批传唿小姐。这些声音甜美温柔的女孩子，对往日的生活充满了深深的依恋，然而，她们却又不得不擦干忧伤的眼泪，收拾行囊，走进一家服装厂去做打工妹。
此后，传唿成为了渐离渐远的绝响，只留存在我们这代人的感伤的记忆中。
总编坐在我的对面，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他的香烟让我抽，是那种20元一盒的红色包装的当地香烟。
他是我见过的最和蔼可亲最平易近人的总编。他没有一点架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轻松，和他谈话，我很自如，就像在田间地头和抽着旱烟的老农谈话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心理障碍。
我谈了自己对新闻的理解，谈了目前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弊病，谈了新闻作品之所以干瘪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我还谈了自己的主张，我主张将文学创作的手法引入新闻写作中，谈到了新闻应该以情节和细节见长。
在这个时代，新闻比小说更精彩。种种小说家打破脑袋也构思不出来的故事，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上演。如果再用那种大家一直沿用的新华体来写作新闻稿件，实在是削足适履。
总编问我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发行员。
这是一场总编与发行员的平等对话，一起探讨中国变革时代面临的新闻改革。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身份悬殊而又内容高深的谈话。
那天早晨，我还说起了我以前采写过的稿件，我的那些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暗访经历，我一次次面临的窘迫处境。后来，每次回想起我失业后的饥寒交迫，生活无着，我就会流下眼泪，可是那天早晨我很平静，我好像在叙说着别人的故事。
临近正午，告别的时候，总编一直把我送到了电梯口，我想着他会答应我来报业集团下属的某一张报刊来做记者，然而，他没有，他说：“下周集团下面有一张报纸要招聘记者，你来报名吧。”
我走进电梯，心中忐忑不安。可能总编没有认可我，所以才让我报名参加招聘。我的情绪突然冷落到了极点。
后来我才了解到，总编是一个非常公正无私的人，曾有省级干部和军区领导找到总编，想进一个人来上班，总编一概拒绝，都让他们参加招聘考试，成绩合格的才录取。他说，我们这里是业务单位，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是皇亲国戚。
很多个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和总编见第一次面的情景，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充满了温暖。
我参加了那次招聘报名，据说这次报名的居然有来自全国的2000多名记者，而录取的名额只有10人。
因为我的举报，烟草局查封了那家假烟窝点20箱假烟，按照每箱50元的奖励标准，我得到了1000元的奖励。
我想将1000元邮寄给母亲，可是母亲没有银行卡。父母一生生活在农村，他们日子总是过得捉襟见肘，哪里有钱存在银行里。后来我把这1000元存入村口商店老板的卡中，他取出来后交给了母亲。
商店老板在电话中说，母亲拿着那1000元钱，双手颤抖，眼泪一直在流着，那是她今生见到的最大一笔金额。当天下午，母亲就把那1000元全部还债了。东家100元，西家50元。为了给父亲治病，当初我们向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借过钱，大家都没有钱，却都拿出了仅有的家当。
弟弟继续在县城蹬三轮车，收入仅够自己吃饭；妹妹找到了一份在附近小学做民办教师（南方叫代课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70元。
然而，生活总是要继续，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只要挺过最艰难的时刻，美好的时光就在前面等待。
那次招聘考试是在网上进行的，报社给每个考生的邮箱中发送了一份考题，然后电话通知我们，要求在三日内交卷。
这绝对是一场最人性化的考试，免除了全国各地记者鞍马劳顿长途跋涉。后来，当听说了哪家报社招聘记者编辑时，让考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报社所在的城市应考，而绝大部分人又因为没有录取而白白花费了车费机票后，我就想骂娘。绝大多数的记者编辑都是体制外的打工者，他们的钱来得很不容易。
网络考试也有一种弊端，这就是冒名顶替，然而，如果冒名顶替者自己能够考上，他又为什么不来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来工作呢？
那次考卷上全是写作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但有消息写作，还有通讯写作，不但有稿件写作，还有话题策划。这份考卷很有分量，出题人绝对是一个新闻高手。
那张考卷我是在网吧里完成的。夜半时分，我在网吧里写作，旁边是一大批玩游戏和看电影看电视剧的小青年，网管好奇地问我在干什么，当知道我在写作时，就友好地递给了我一根香烟。他说，他在网吧上班三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在这里写作的人。
两天后，我就将考卷发过去了。
我参加报社招聘考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发行站长知道了，他有一天早晨在发行站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不安心工作，不爱岗敬业，是发行队伍的害群之马。他那天早晨让别人代替我去给报刊亭送报，而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
退伍军人出身的发行站长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听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连长，训斥起手下的班排长和士兵们就像训斥贼娃子一样。回到地方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口无遮拦说一不二的革命本色，在他的面前，哪个发行员敢顶嘴，他就大声吆喝“拉出去关禁闭”。他还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人惧怕的连长。
站长讥讽我说：“你能行啊，做事情瞒着老子，你去参加报名考试，为什么不向老子报告？”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担心给你说了，你不同意。”
站长说：“老子当然不同意。都像你这样，我这个发行站长还怎么当？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怎么打仗？光杆司令的站长怎么搞发行？”
我说：“这是一次机会啊，我总得把握住啊。”
站长很不高兴，扬起手来要打我，我马上配合着做出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双手抱住头。在这种时候，只有示弱才会让站长高兴，他高兴了就会消了火，他一消火就忘记了自己刚才发火的事情。
站长果然不打我了，他抽出一根香烟扔给我，我双手接住，从桌子上拿起打火机，像个狗腿子一样擦亮了，双手捧给他。他抽了一口烟后，好像又很生气地说：“我看考不上了，你怎么回来。”
我谄媚地笑着说：“我怎么走出去，还怎么走回来啊。”
站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脸回来见老子？”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大，我回来工作不见老大见谁？”
站长听得心花怒放，他踢了我一脚说：“滚出去，老子不想见你。”
我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走在路上，我想，我填写招聘报名表的时候，现在的工作单位一栏，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发行站的名字，可能有人看到后报告了站长。
站长是一个心无城府的人，在我后来做到这家报社的一定职位后，他见到我还是说老子长老子短，我气不过，就说：“我才是老子。”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质问：“你骂谁？”我说：“那你一句一个老子是不是骂人？”他严肃地说：“老子说话从来不骂人，老子就不会骂人。”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村口的钉鞋佬消失了，另一个出入口的修车男子也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街巷十字那些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的中年妇女，小巷深处的那些放着树根茶几的店铺，城中村也听不到了闽南话。城中村突然显得空空荡荡。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周游列国，像远古的孔子老子苏秦张仪，他想让那些工厂学校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然而，他不出所料地碰壁失败。他说当初的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科斯也是这样，尼采荣格也是这样，每一个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注定要走得很艰苦，他注定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思想家是人类的火炬手，他高擎着火炬，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当火炬燃烧殆尽后，思想家就要点燃自己。
“这是我们的宿命。”他很悲壮地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这次淘汰率极高的招聘考试中，我被录取了。
一年后，我得知那些假烟商人们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几个密集的村庄里。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加工生产假烟。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小白领工作的那家公司，小白领还是最底层的统计员，而那家公司并没有他口中的“屁股烘干机”。
三年后，我见到了思想家，他在街边摆地摊，面前的纸上写着两行字：“设计签名，十元四个。”
六年后，画家回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带回来了几百张西藏风情的油画，他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在电脑上写出这一行行文字，感到人生苍茫，生命是一个短暂的无法预知的过程，我们唯有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才是幸福。【暗访黑工窝点】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
然而，和以前找到工作不同的是，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我感到的是沉重的压力和焦虑。我担心的是，我会重蹈以前在别家报社的覆辙。
我在这家报社要先从见习记者做起，见习期满，合格后可以转成普通记者，普通记者如果做得很出色，可以升为首席记者。而屈指可数的首席记者，是记者中的最高境界。
我发誓在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一定要干到首席记者。
来报社报道后，我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这是报社总编们对新来的记者们的第一次培训。我走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巴掌。
我惊�
